新就业群体以“微治理”助力“大民生”

2026-07-1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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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冬日的上午,我们走进江西省红谷滩区九龙湖街道广源南社区的新星驿站。在这里,我们开启了为期两周的党员进社区志愿者活动,也意外邂逅了一群在烟火气里忙碌的“志愿者”。这群“志愿者”由新星驿站中休憩的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和网络主播等构成。除了“追着系统跑”,他们还会在数字劳动中贡献社会治理的点滴“志愿”力量。我们好奇他们在如此劳累的工作中,为何还愿意帮助他人。一位外卖骑手说,“我们又不是木头人,有人关心我们,我们也会懂得感恩。就像你们在这里帮我们倒杯水,我们也会顺手帮别人一点忙,大家帮衬,大家都开心”。类似的朴素话语,揭示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成效。

  新就业群体开展的“微治理”

  新就业群体的“志愿行为”是一种随机的、顺手的社会“微治理”行动。“微治理”依托于新就业群体的特点,有效对接了基层社会中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形成了“微便民”“微宣传”和“微调解”等独具特色的治理实践形态。

  在新星驿站门口的玻璃上,贴着一个不起眼的微信群二维码,这是新就业群体“云上的家”,大家在这个群中或获取信息,或交流互动、分享。社区工作人员日常通过发布一些居民生活求助或相关信息,让身处附近的新就业群体能第一时间感知到“哪里需要帮助”。快递员小林是一名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当他看到群里发布有些小区业主有腿脚不便的独居老人或因忙于工作无暇接收快递的消息时,他便主动提出为居民提供“快递代收”和跑腿代办服务。驿站墙上还贴着附近的“网红”赵哥的照片,因常开直播无偿帮助老家的村民带货而被驿站作为正面典型进行宣传。这是新就业群体在“微治理”中采取的“微便民”服务,它有效延伸了基层治理的服务触角,填补了传统治理体系难以覆盖的空白地带。

  在新星驿站墙上的告示栏和社区微信群里,能看到与群众息息相关的各类政策文件。不知不觉间,新星驿站中的新就业群体在工作中也把政策文件的信息向外传递。有时外卖小哥主动带上宣传手册,为居民普及“反诈”、防盗、防范化解社会风险等各方面的信息。外卖员小金告诉我们,他经常在送餐路上化身食品安全“侦探”,细心留意哪些商家的餐品卫生有问题,并及时提醒顾客。“网红”赵哥也因拥有大量平台粉丝,化身网络空间“守门人”,常用音视频提供有用信息或情绪价值,在直播间积极宣传和讲解科普知识、生活技能及各类产品的打假知识,以此达到传播正能量的效果。这种“流动式”宣传突破了传统宣传的时空限制,实现了治理信息的精准触达。

  在新星驿站里,我们听到越来越多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红”主播成为主动调解人民群众矛盾冲突的“化解员”“和事佬”。他们经常“在路上”或“在网上”,在遇到邻里冲突或矛盾纠纷时,凭借一句暖心的劝解话、公道话,浇灭一场即将爆发的更大冲突。在新星驿站所在的城市中,各社区党组织鼓励外卖小哥将送餐路途中发现的矛盾冲突或紧急情况以“随手拍”的形式上传至社区微信群,将基层社会的风险隐患扼杀在微小的行动之中。这种“微调解”看似“小事”,却化解了当下居民之间的矛盾冲突,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基层治理循环。它体现了社会治理共同体中治理重心下移、关口前移的治理理念,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有效降低了治理成本。

  党建引领“微治理”实现聚合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并非天然形成,这与驿站背后的党建努力分不开。在党建的政治引领、思想引领和组织引领下,原本属于分散状态的、社会边缘的流动群体,逐渐凝聚成一个社会治理共同体,具体表现为新就业群体参与社会治理时间“由短到长”、参与形式“由散到聚”和规模人数“由小到大”。

  新就业群体受职业特性的约束,没有固定参与基层治理的时间和精力,过去几乎难以自主参与治理。新星驿站建起来后,社区党支部在政治引领共同体建设中进行了机制设计。起初,要求新星驿站的站长由党员担任,拥有22年党龄的老党员张站长主动无偿为站内新就业群体提供各类服务。在党员先锋模范的带动下,部分新就业群体也开始纷纷利用碎片化时间,身体力行参与到小区的日常管理之中。有了可喜变化之后,社区进一步设计形式丰富的党建激励机制,如为积极投身治理的新就业群体授予相应的荣誉称号,加大政治激励和表彰激励。这些举措使得新星驿站中的新就业群体从原来零散短暂的参与,转变为常态化的行动。

  在新星驿站成立前,社区新就业群体的联结性薄弱,没有集结、协同参与基层“微治理”的意识和渠道。于是,社区党支部开始给新星驿站的新就业群体“开小灶”,偶尔安排具有针对性的思想教育课程。站里的部分新就业群体开始有组织地参与社区举办的服务群体活动。社区党支部推动思想建设与组织关怀相连接,结合新就业群体的自身情况,开展立足于社会长期发展、提升生存技能等相关业务培训,让他们感受到党的温暖。后来,越来越多新星驿站中的新就业群体主动向党组织聚拢,让原本零散的个体参与行为逐步联动成团,形成“微治理”参与“由散到聚”的“虹吸效应”。此外,社区党支部探索线下在驿站内组建实体党组织,线上创新搭建“云上党支部”,搭建属地党建平台,创新协调进出小区等矛盾的调处机制,增加职业安全的职业赋能等专项服务机制,吸引了更多新就业群体积极向党组织靠拢,进一步扩大了新就业群体参与“微治理”的规模。

  聚合的“微治理”变成“大民生”

  党建引领下的新星驿站,以空间形式聚合了新就业群体主动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新星驿站的辐射区域内,新就业群体为人民群众进行“微治理”,变成了一件件具体的民生小事。如果所有的新就业群体都主动参与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聚合的“微治理”将变成“大民生”,人民群众将持续体会到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新星驿站是一个“获得驿站”。驿站中新就业群体具有获得感,驿站不仅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休息服务平台,还帮助解决了日常工作中“进门难、充电难、休息难、停车难”等问题,并通过奖励机制和技能培训服务让他们有切实的收获。驿站之外的人民群众也有获得感。人民群众获得了除社区、志愿者之外更多的“微便民、微宣传、微调解”服务。人民群众也在一个个“微治理”服务中体会到了更多的便利,当遇到困难有人帮忙、邻里纠纷有人调解、潜在风险有人化解时,人民群众便在桩桩件件的小事上增强了获得感。

  新星驿站还是一个“幸福驿站”。新就业群体可以在驿站的墙上发布“微心愿”,比如需要充电宝、手套,孩子的学习辅导书等。我们从站长那里了解到,这些微心愿正在被实现。与此同时,人民群众也从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红”主播身上获得真实帮助、便利服务和关怀的真情实感。

  新星驿站更是一个“安全驿站”。当人民群众遇到电信诈骗或网络诈骗等社会风险时,外卖小哥的“随手拍”或许就能化解一场潜在的风险。新就业群体在工作期间,还可以通过微信群成为社区“移动探头”,骑手在发送信息的短暂时间内就能解决社区治理的隐患问题。新星驿站之内和之外的新就业群体,带着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主动性,可以在“多停一停,多看一看”之间,有效地消除社会风险。

  (作者系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

【编辑:王亮(报纸)齐泽垚(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