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加速演进，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尤其是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的新业态大量涌现，聚集了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新就业群体不仅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一方面，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为主体的新就业群体为餐饮、出行、电商等行业创造出新需求，带动了消费扩容和经济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凭借“走街串巷”的优势，新就业群体有潜力成为参与社会基层治理的新生力量。

　　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对新就业群体的研究方兴未艾，既有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以下三个领域。首先是平台企业对新就业群体的劳动控制和数字剥削研究。这类研究关注平台企业如何依靠算法定义工作规则、分配劳动机会，以更为隐蔽的方式实现对新就业群体的控制和剥削；提出需要通过算法规制和算法协商，给平台算法脱下“隐身衣”、套上“紧箍咒”，使其更加公开透明且人性化。其次是新就业群体的就业质量和权益保障研究。这类研究关注非稳定就业、社会保障缺失和高工作负荷对新就业群体生存发展、主观福祉和社会融入的负面影响及其解决方案；提出可以通过推进社会保障制度适应性改革，使社会保障不再与劳动关系强制挂钩，从而压实平台企业的社会保障责任。最后是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和机制研究。这类研究发现，通过党组织的有形有效覆盖，将关爱服务新就业群体工作做实做细，并制定科学的激励体系，可以有效吸引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从而实现从“流动边缘”到“治理主体”的蜕变。

　　遗憾的是，大多数既有研究忽视了新就业群体内部的差异性与复杂性，进而凸显底层叙事的倾向。过度强调新就业群体的底层或弱势叙事，并不利于我们全面客观地了解这一群体的生活全貌。

　　新就业群体种类众多，即便在常说的“五类重点群体”（快递员、网约配送员、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内部也存在很大差异。例如，与其他四类群体不同，网络主播群体不仅知识水平较高，其中还有不少拥有庞大粉丝量、具备强大话题制造能力的 “头部主播”，社会影响力大。再如，即便是在网约车司机群体内部，专车司机和普通网约车司机在薪资待遇和工作方式等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由此可见，单一的底层叙事并不足以概括新就业群体的生活状态、行为逻辑和思想观念。

　　根据团中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主持开展的全国新职业青年调查，18—45岁的骑手工作满意度评分达7.1分，属于比较满意的程度。对比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骑手的工作满意度评分仅低于商业工作人员（7.3分），与服务业工作人员持平，高于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6.7分）以及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6.6分）。从具体评分项来看，外卖骑手满意度评分最高的项是“和领导同事的关系”和“工作的自由程度”。一些大规模社会调查也发现，很多外卖骑手其实是看重平台劳动经济收入高、职场关系简单、工作自由度高等优势才进入这一劳动力市场。

　　近年来，随着党和政府加强对新就业群体的服务管理，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和社会融入状况有了明显改善。首先，平台企业开始落实新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险和职业伤害保障，不少头部平台企业均已承诺为符合条件且愿意缴纳社保的骑手负担50%的保险费用。其次，算法协商也初见成效，外卖平台开始逐步取消“超时扣款”，并将实时道路数据纳入路径规划；网约车平台则承诺降低抽成比例，并全面升级防疲劳规则。最后，得益于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各项措施的落地实施，新就业群体现在可以通过参与基层治理在医疗服务、子女教育、技能培训、职业发展等方面获得正式支持，从而有效提升他们的城市融入度和自我价值感。

　　未来的新就业群体研究应该突破单一的底层叙事，更全面客观地认识新就业群体。具体而言，可以加强对以下三方面的研究。

　　一是新就业群体内部的比较研究。开展专项的大规模抽样调查或利用网络大数据，分析不同职业类别的新就业群体间的差异，尤其是“生活服务型”新就业群体与“文化创意型”新就业群体间的差异。虽然这两类群体在权益保障方面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但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很多差异都值得研究。例如，人力资本回报和收入差距。相比“生活服务型”新就业群体，学校教育和工作经验很可能为“文化创意型”新就业群体带来更多收入，但“文化创意型”新就业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也明显更大。此外，同一职业类别内不同用工模式的新就业群体间的差异也值得研究。未来研究可以关注平台签约骑手和众包骑手、平台签约主播与非签约主播、专车司机与普通网约车司机在劳动过程、收入水平和权益保障等方面的差异。

　　二是新就业群体的主体性研究。已有研究发现，新就业群体并不是平台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行动者。他们会采取各种策略性行为，利用正式和非正式的支持，消解来自生产系统的结构性束缚。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化相关讨论。首先，突破平台算法与新就业群体间的“控制—抵抗”二元叙事。其次，深入新就业群体的生活世界。未来研究可以更多地关注新就业群体基于自身意愿、需求和目标开展的多样化生活实践，以打破新就业群体“生产主导生活”的刻板印象。最后，关注新就业群体在参与基层治理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考察新就业群体如何利用正式支持实现“再组织化”，并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三是数智技术对劳动者的影响研究。以人工智能和算法为代表的数智技术对劳动者的影响是复杂且多面的。数智技术对劳动者的控制远不仅限于新就业群体，随着数智技术的发展，几乎所有劳动者工作和生活的界限都变得模糊。加强对这一议题的研究，有利于破除新就业群体在社会公众眼中的“他者”形象。此外，数智技术迭代发展为新就业群体带来挑战的同时，也蕴藏着机遇。一方面，当前不少新就业群体的重复性体力劳动可能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另一方面，这部分新就业群体也很可能能够凭借比其他体力劳动者更强的数字能力，在未来由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创造的诸多新岗位中占据一席之地。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