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主义学者围绕“制度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核心论点展开了丰富的理论探讨和巧妙的实证检验，但对于“好制度是怎么来的”议题诉诸“历史偶然性”逻辑，并不能为后发国家的制度转型和经济赶超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对科学主义的因果观和历史叙述性因果观的比较研究发现，后者更有利于从多变的现实世界中把握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共演关系，这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崛起背后制度变迁过程呈现出来的显著特征。因而，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方面应该走出西方中心论的思维误区，秉持方法论的多元主义，从制度转型视角对中国的国家能力建设与经济现代化历程作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解释。

　　第一，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转型与经济现代化是一个双向共演的过程。中国从改革开放前经济建设资金短缺、与世界经济交往范围狭窄的经济体嬗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展现出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共演，它既反映出制度变迁的普遍性原则，也呈现出极具中国特色的实践经验。首先，“有什么用什么”。“好制度”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对于早期经济增长甚至是不重要的，特别是在市场及相关制度几乎不存在的时候。尽管保护私有产权的“好制度”很重要，但它绝非最紧迫的需要，而且一开始就去追求建立所谓的“好制度”也是不现实的，初始阶段利用已有的条件胜过构建理想的制度。其次，发展是一个共演过程。在市场开始形成后，立即开展制度建设，市场繁荣激发强制度、强制度反过来维护市场稳定，从而实现国家与市场的双向赋能。最后，政府的引导与创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与市场之间正向共演的关键在于，中央政府在灵活性与一致性、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平衡中进行自上而下的引导，地方政府则根据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实践特征进行自下而上的创变，二者共同将区域多样性转化为集体优势，从而因地制宜地发展出极具“适应性”的本土化发展方案，最终完成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相互赋能。

　　第二，中国经济奇迹的取得离不开现代国家能力的建设。这种经济体制是中国在长期历史沿革下开展的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经济、文化联合转型。其中的典型例证便是，现代国家能力建设始终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历程中的核心议题。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起点，在晚清及至民国时期的百余年中，中国始终未能建立起推动工业化发展的现代国家能力，最终错失第一波工业化浪潮而导致了中西经济增长路径的分叉。这种局势的根本性扭转来自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一系列组织与制度变革，通过地权变革造就了强大的基层社会组织和政治动员能力，助推了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后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能力并没有消失，而是从组织动员能力进一步扩展至市场增进能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党政结构中，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构均致力于推动地方竞争性经济格局的形成。近些年，随着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技术引发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国家能力还通过建构性市场塑造出将国家发展战略与企业价值目标进行有机融合的发展格局，助推企业自主创新，并引领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新三样”蓬勃发展。可见，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发展路径并不是朝着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理想态收敛，走向完全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更不是沿袭苏联模式走向完全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在具体的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国家能力与市场能力共生演进的发展之路。将国家能力因素纳入对中国长期经济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析之中，则有力地破除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市场万能论”的理论乌托邦，也赋予其更深刻的理论内涵，从而继续推进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经验研究。

　　第三，从方法论层面来说，从制度转型视角研究中国的国家能力建设和经济现代化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更新社会科学研究中有关“因果推断”的实证主义思维。政治—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互动的易变过程，尽管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路径能够将“复杂”的事件拆分出不同的、局部的原因和效应，然后分别验证其中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因果效应，但大多数行为和制度都是交互并联动发展的。制度共演视角下的因果关系并不仅仅关注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发展脉络，还要揭示出在不同环境下行动者如何发展出各自的适应力并采取相应的发展方案，从而在交互行为中形塑出“好的制度”和“经济增长”等产出结果，即在因果识别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机制阐释。同时，基于控制性比较的因果关系检验高度依赖于将制度依其特征抽象为若干变量后进行量化分析，而历史叙述性因果检验恰恰可以在不确定性中抓住多种可能的制度创新结果，即使该制度并未在最后成为事实性存在。即前者侧重于利用纵深历史带来的海量数据并将其抽象为可测度的变量来进行因果识别，而后者侧重于展现历史进程中本身就存在的多种因素之间的交互影响，从而对因果机制进行透彻解释。

　　任何国家妄想根据所谓的理想型制度，复制他国的具体行动方案来解决发展问题，到头来可能都是徒劳的。发展从根本上需要激发人们在面对多变的社会环境时，持续有效地寻找解决方案，以“适应”新的发展需要。特别是要摒弃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为终极模板的思维，而是要充分结合本国具体的发展国情和历史传统，在经济发展初期“有什么用什么”，在发展过程中由各参与主体“引导—创变出具体方案”，或许这才是中国最值得给其他后发国家分享的重要法宝，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所需要汲取的重要经验。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