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认为，经济思想史几乎与其研究对象——经济学这门学科同时诞生。尽管经济学作为一门现代的、职业意义上的学科，迟至19世纪末才产生，但其作为一种系统性的、学问意义上的“学科”，却在16—18世纪就已逐渐形成。传统学术时期经济思想史研究依次经历了原始的短论阶段、早期的系统性论著阶段、成熟的批判性论著阶段三个阶段的演进，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独立建制，推动了经济思想史研究由传统学术向专科学术的转型。21世纪以来，经济思想史研究又出现了应用转向、实践转向和量化转向三大趋势性变化，导致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范围、史料和方法等方面出现了进一步的变化。

　　从传统学术到专科学术

　　一般认为，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杜邦最早对经济思想史进行了研究，他于1768年出版的著作《一门新的科学的起源和发展》开创了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先河，重点考察了重农学派13年的发展史。杜邦播撒的种子虽然在接下来一段时期有所沉寂，但随着经济学不断夯实根基、开疆拓土，学界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兴趣也逐渐升温，一开始是通史研究（研究一般性问题），后来出现了专题史研究，二者相互推进。我们可以把杜邦以来的传统学术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研究方法和研究风格依次经历了从书目性和编史性到历史性和意识形态性，再到学说性和理论性的演变。

　　第一个阶段是原始阶段（1768—1837年），研究成果以“短论”的形式呈现。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通常都是非常短的书目性的历史记录和总结，未详细讨论经济学的不断发展。第二个阶段是早期阶段（1838—1871年），开始以“系统性论著”的形式呈现研究成果。随着资料的积累和素材的日益丰富，这个阶段的研究者能够批判性地思考经济学的发展，但却尚未懂得如何有益地运用批判性的历史方法，因而他们研究的成果是一种“大杂烩”，包含了事件、思想、政治、科学分析、价值判断和偏见的历史。第三个阶段是“批判性论著”阶段（1871年至20世纪60年代），论著带有显著的批判性特征和高度的批判精神，并展示出历史方法的严格运用、详尽的文献资料和引证。其中，熊彼特1954年的遗作《经济分析史》展示了这个阶段的发展图景，成为后来学者的标准参考书。

　　经济思想史由传统学术向专科学术的转变，是其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的分支学科塑造的结果。其诞生的鲜明标志是1969年该领域第一家专业刊物《政治经济学史》的创办。从经济学大学科中独立出来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专业化，为经济思想史的学术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新天地，为传统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注入了新视野、新方法和新力量。在20世纪60—80年代，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对经济思想史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被广泛应用于经济思想史的讨论和研究。对经济思想史研究产生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来自麦克洛斯基的修辞分析和福柯的“话语”概念。

　　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思想史研究对拉卡托斯和库恩的科学哲学方法的兴趣逐渐减退，开始转向科学知识社会学。到了20世纪90年代，尽管已经很少有经济思想史家将自己视为科学史家，但在经济思想史与科学史之间却依然存在着重大的学科交叉或跨学科研究活动。并且，这些新的视野、方法和进路也并非未面临任何挑战和质疑。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便为更为传统的研究方法和进路进行了有力辩护，提出“经济科学的辉格史研究纲领”，引发了激烈争论。而经济学界其他领域和非经济学界学者的加入，则为经济思想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经济学界内部共有三类学术研究力量加入，包括在职业生涯后期转向经济思想史的著名经济学家、遭受经济学技术化冲击转向经济思想史的避难者以及异端经济学共同体。而其他学科研究者大多来自社会史、知识史、政治史、经济史，以及社会学、哲学和政治科学领域。

　　应用、实践与量化转向

　　步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济思想史研究在过去二三十年经历了趋势性转向，在研究范围、史料和方法方面均有所改变。

　　第一，应用转向。随着经济学学科从过去的抽象或基础理论向应用理论（即针对特定经验问题而构建的具有明确政策含义的理论模型）转变，经济思想史研究也经历了“应用转向”。从过去主要关注18世纪末到20世纪早期（凯恩斯之前）的经济思想，转向二战之后到21世纪的当代经济学史研究，并对经济学的“应用”方面越来越感兴趣，包括当代宏观经济学史、计量经济学史、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史等。“应用转向”依托当代经济学家（包括在世的）档案的数字化和档案研究的兴盛，使经济思想史逐渐与异端经济学脱钩，呈现重新对接主流经济学的趋向。

　　第二，实践转向。随着二战以来经济学制度化、技术化和国际化的加速，对经济思想史影响日盛的科学哲学出现“实践转向”，经济思想史研究逐渐由过去主要着眼于经济学家的思想和理论，转向关注和研究经济学家的“实践”。作为“知识的经济学”，开始向作为“实践的经济学”或“行动中的经济学”转向。作为一种“思想史”或“理论史”的传统经济思想史，则演变为一种“实践史”或“学界史”的现代经济思想史。其中，经济学学术共同体、经济事实和解释被视作共同生成，相应地，经济学知识是学术共同体集体生产的结果，经济学家所创造的共同体及其实践同时创造了理论和应用。作为对经济学实践活动的制度和社会学研究，新的实践研究进路以经济学领域中不同类型的学术共同体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这些共同体内外的知识生产方式、人为的物质构造（模型、图表、隐喻等）、制度结构、知识传播过程及其影响。实践转向推动了对具有科学内容（报告）或机构内容（备忘）的非学术性文本新史料的利用，促进了经验性案例研究的深化，加速了研究的跨学科合作和联系。

　　第三，量化转向。史料“大数据”的爆炸性增长，以及“数字人文”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经济思想史研究逐渐突破了传统的文本解读和定性研究方法，越来越多地运用各种新兴的定量和经验研究技术。这些量化方法包括文献计量、网络分析、主题建模、群体传记学、量化组织史和对应因子分析等，在其他领域已得到广泛应用，如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科学经济学。量化转向有助于摆脱传统的规范性研究进路，转向实证描述，还有利于挖掘和利用已有数据库和网络相关搜索引擎所提供的宝贵财富。新兴的量化方法可以系统研究一系列传统方法难以分析的史料，系统研究来自档案资料或分散史料的关系性数据，有效应对大范围、长时段的“大历史”问题，诸如经济学学科的演化、理论和方法的传播、经济学家的社会世界、学术共同体（经济学界）等级结构等。其结果是，经济思想史家的研究风格在21世纪初，无论是与20世纪初还是二战后早期相比，都更加多样化。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经济思想编史学研究”（23BJL01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