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科研合作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拓展过程——研究人员主动寻找国际同行、探讨研究问题并联合发表研究成果。然而，香港教育大学教育政策与领导力系助理教授尤素夫·奥尔达克（Yusuf Oldac）等人的研究显示，事实并非如此。全球科研合作虽然是开放且互联互通的，但也受到政治决策、资金安排和区域基础设施的影响。例如，英国“脱欧”不仅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也打破了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紧密的科研合作关系。

　　合作方向发生转变

　　奥尔达克等人近日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影响力”博客网站发文表示，从历史上看，英国在全球科研体系中获得的重要地位与欧盟密切相关。在“脱欧”之前，英国的研究人员通过合作项目、资助计划和共享的研究基础设施，与欧洲伙伴保持着紧密联系。因此，奥尔达克等人主要关注英国“脱欧”后科研合作的地理分布和领导力是否发生了变化。为此，他们分析了2010—2022年间发表的由英国研究人员参与的8万多篇国际合著论文，考察了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前后6年的时间段，重点关注出版数量、申报资金、作者地位以及被引次数。

　　研究显示，英国的全球科研合作并未崩溃，而是在地理层面进行重新布局。自2016年以来，欧盟涉及英国研究人员科研合作的比例有所下降。由于欧盟曾占据英国国际科研合作的很大一部分，这一下降趋势对英国造成了显著影响。与此同时，英国与多个非欧盟国家的合作比例有所上升。研究人员观察到，英国与亚洲、拉美地区、北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合作均有所增加。其中，东亚地区尤为显著，合作比例从“脱欧”公投前的约12%上升至2022年的17%。

　　奥尔达克等人表示，对于英国科研人员来说，更加多元化的合作模式能使其接触到更广泛的议题、不同的知识传统以及更广泛的社会背景。然而，对于政策制定者和高等教育领导者而言，他们在意的是，合作的多样性不应以削弱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合作关系为代价。由于欧洲各国在英国科研合作中占据着重要份额，其比例虽略有下降，但仍意味着合作规模的显著缩小。

　　研究人员还考察了论文样本中的第一作者身份，这一指标是衡量科研主动性或领导力的重要参考。研究发现，在国际合著论文中，由英国学者担任第一作者的比例呈下降趋势。这一现象在英国“脱欧”之前就已出现，但此后进一步加剧。在“脱欧”公投之后，来自欧盟的研究人员在英国合作项目中作为第一作者的出现频率也有所下降。相比之下，来自亚洲、拉丁美洲和北非部分地区的研究人员在英国合作项目中的第一作者比例则有所上升。

　　全球科研合作多元化的必要性

　　“脱欧”给英国与欧盟科研资助的关系带来了不确定性。数据显示，具有科研资金支持的英国与欧盟合作论文的数量有所下降。这进一步印证了以下观点：即使研究人员本身仍愿意合作，但科研资助的中断也可能削弱研究合作意愿。欧洲以外地区的资助情况则有所不同，英国与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合作明显增加。研究还发现，由中资机构资助的英国国际科研合作增加了六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简单地取代了欧洲，合作模式的改变反映出全球科研体系正朝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转变。

　　研究人员还使用了“类别标准化引用影响力”（Category Normalised Citation Impact）指标来考察引用认可度情况。英国的科研成果在引用认可度方面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自“脱欧”后，英国的期刊、与欧盟的合作以及外部合作的引用认可度均出现下降。虽然英国与欧盟合作的引用认可度下降并不显著，但由于双方的合作在英国全球科研合作中占据重要比重，这种关系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英国在国际上的整体地位。此外，这一发现揭示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科研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国家自身的水平，还取决于科研成果产生、传播和被认可所依赖的网络。

　　“脱欧”虽然是英国和欧盟之间的事，但其影响更为深远。奥尔达克等人表示，许多国家正在重新思考如何实现本国优先事项、对地区的承诺与全球开放之间的平衡。研究表明，退出地区性科研体系带来的后果不只是行政方面的不便，还可能重塑合作规模、资金来源、科研地位以及引用认可度等。总的来看，全球科研合作的多元化是受欢迎而且必要的。科研体系在西方国家之外的地区发展，能够使全球知识生产更具包容性，同时增加智力层面的丰富性。

　　在奥尔达克等人看来，对英国而言，最有效的策略是重建并维持与欧盟的深度科研联系，同时积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合作。对于欧盟来说，同样如此。“脱欧”的后果并非仅由英国承担，欧盟各国的研究人员也将失去长期建立的协作网络的一部分。如果决策者希望通过科研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就必须保护那些使研究人员实现跨国合作的基础性协作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王俊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