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第二任期进入尾声，新一轮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程序已经展开，新任秘书长将于2027年1月1日接任。而围绕着联合国秘书长人选的种种争议，恰恰反映了当前国际组织运行的现实逻辑：在没有世界政府、主权国家仍是国际社会基本单位、大国关系深刻影响多边体系运转的条件下，联合国需要的并非简单多数选出的政治领袖，而是一位能够在主要力量之间维持最低共识的“协调者”。

　　制度安排：安理会推荐与大会任命

　　《联合国宪章》第十五章（秘书处）第 97 条是规范秘书长产生的唯一法定条款。该条款规定，秘书长应由大会经安全理事会推荐委派，一经任命即为联合国的行政首长。安全理事会行使推荐权，联合国大会行使任命权。这意味着，秘书长并非由自由竞选产生，而是经过从安全理事会推荐到大会任命的双重程序。在安理会表决中至少有9票赞成，且五大常任理事国无任何一国投否决票，方可形成有效推荐人选。这一制度安排体现了联合国的主权国家平等原则，以及安理会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大国协调原则。

　　从程序上看，新一轮秘书长遴选通常包括会员国提名、候选人提交愿景声明、公开对话、安理会磋商推荐、大会正式任命等环节。2025年11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主席和安理会主席联合致信所有会员国和观察员，正式启动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与任命程序。本轮程序延续并深化了近年来的透明化改革，要求候选人提交愿景声明、履历和资金来源，并鼓励女性候选人提名。事实上，2015年联合国大会第69/321号决议，被普遍视为秘书长遴选程序改革的重要节点。此后，候选人公开名单、愿景声明、互动对话等新安排，大幅提高了程序透明度。但是，安理会内部磋商、意向性投票和常任理事国政治权衡，仍主要在闭门环境中进行，安理会推荐权的决定性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安理会将通过磋商和意向性投票，测试候选人的支持度，最终向大会推荐一名人选。因此，联合国秘书长遴选机制的形式结构是大会任命，政治重心则在安理会推荐。

　　制度合理性：寻找“最低共识型”领导者

　　现行机制的合理性，首先在于它确认了联合国秘书长角色的基本性质。联合国秘书长不是“世界总统”，联合国也不是世界政府。联合国系统对秘书长角色的描述，强调其既是行政首长，也是外交协调者、价值倡导者和国际公共利益的发声者。因此，合格的秘书长不是最具政治号召力的竞选者，而是一位能够维持沟通斡旋多方的“调停型”领导者。

　　其次，大国可接受性是联合国运行的现实条件。联合国处理和平与安全事务离不开安全理事会，维和行动、制裁执行、冲突斡旋、人道救援和发展融资等工作，也离不开主要大国的最低限度配合。因此，安全理事会推荐权虽然限制了程序开放性，却为秘书长任内工作提供了基本政治条件。现行遴选机制所追求的不是最大程度的政治动员，而是最低限度的政治排斥。

　　再次，协商机制有助于避免联合国最高行政职位被过度阵营化。如果秘书长完全通过公开竞争性选举产生，不同候选人可能被不同国家集团推向政治对抗前台，甚至成为大国博弈的代理人。现行机制通过公开互动、安理会协商和大会任命的结合，寻求在代表性与可操作性之间的平衡。秘书长遴选改革的目标并非取消安理会作用，而是在现实权力结构中增强程序透明度和职位权威性。

　　最后，近年来的透明化改革正在补足程序合法性。2015年以来，公开候选人信息、鼓励女性候选人、推动互动对话等举措，使原本高度不透明的遴选程序取得了有意义进展。由此看，现行机制正在从单纯的大国闭门协商，逐步转向大国协调、会员国参与、公开外部监督的复合型遴选机制。

　　制度变迁方向：合理不等于完美

　　未来，联合国秘书长遴选机制的变迁方向：首先是透明度改革。候选人公开亮相并不等于决策过程完全公开，安理会内部磋商、常任理事国态度以及候选人选定的具体细节，仍缺乏充分说明。程序改革尚未根本改变五大常任理事国在推荐环节中的关键地位。

　　其次，大会实质参与度提升。大会作为联合国最具普遍代表性的机构，在秘书长遴选中主要起到确认作用。未来可以通过更深入的候选人问答、更清晰的遴选标准、更系统的愿景审议，增强大会对候选人能力、理念和改革方案的评估作用，为秘书长提供更广泛的会员国合法性。

　　最后，代表性提升。未来秘书长既要体现联合国的包容性，也要具备危机处理、组织管理、跨阵营沟通和改革推动能力。中方关于下任秘书长的表态也强调，应“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尤其是重视发展中国家利益和诉求。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