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必治边。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也不例外。当前，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十五五”关键时期，基础设施建设尤为重要，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基础设施”一词出现频率非常高。在第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边疆地区一个都不能少”，尤其是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改善边疆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

　　理解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影响边疆治理的历史案例莫过于西藏和平解放。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征程中，按照中央“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进藏部队所需物资全部由内地供给，而内地到西藏的基础设施条件很难满足现代军事后勤需要，因此只能“一边进军，一边修路”。

　　新时代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更需来自基础设施建设的赋能。鉴于当代边疆治理，一方面要求“统筹安全与发展”，另一方面要求“管肚子（发展）更要管脑子（认同）”。

　　边疆地区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关联密切。理解这一关联可从以下维度展开：发展需要基建，这是底层逻辑。谚语云：要想富，先修路，孙中山先生亦指出，“交通为实业之母”，从中可见基础设施建设之于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相对于内地，边疆的基建需求更为迫切。这是因为，边疆地区大多位于胡焕庸线以西，域内不是大漠、雪域，就是高原、山地，交通极为不便，基建落后是制约当地发展的重要因素。以边境县为例，在140个陆地边境县中，就有90多个属于原国家级贫困县，而边境县之所以贫困，原因之一就是基建的“毛细血管”输血功能太弱。边疆基建有赖于国家投入。边疆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且几乎无利可图的特点。因此，绝大多数市场意义上的主体，没有意愿也无力去承担边疆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换言之，市场在此是失灵的，需要政府去纠偏，发挥国家自主性，并以国家财政兜底进行建设。例如川藏铁路，就是由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100%持股建设。如何把“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在民族地区人文经济与文旅深度融合中完善边疆基础设施，进而把边疆地区发展纳入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已成为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议题。

　　边疆的安全保障需要基础设施建设支撑。当前，迫切需要提升边疆的安全保障能力。理解这种迫切性可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个向度展开。传统安全是“以军事武力为主要手段”的安全范畴，其突出特点是：强调“兵贵神速”，强调“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对于兵贵神速，不难理解，离开了基础设施建设支撑，神速就无从谈起。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著名题词更是凸显了这一点：“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显然，没有基础设施建设支撑，召之即来也几无可能；对于军队为何无辎重、无粮食、无委积则亡，原因很简单，“打仗其实就是打后勤”，而要打后勤，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的保障。非传统安全，因为具有“复合性”，范围太广，限于篇幅不作展开，仅以国家移民局打击“三非”人员（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为例。我国陆地国境线达2.2万公里，因此单纯地靠“人防”难以应对当代复杂的边境管控需要，但可以看到，疫情之后我国加大了边境的“技防”投入，边境治理水平随着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夯实而得以极大提升。

　　边疆的认同问题本质上是政治向心力问题，因而与基础设施建设密切相关。从中国历史与政治逻辑看，边疆并非纯粹的地理边缘，而是国家整体安全与发展的重要拱卫。政治向心力，本质上体现为边疆民众对核心政治秩序的自觉归属与情感认同，形成不单依靠文化教化或制度安排，更需要物理空间的深度联通与资源要素的有效流动。古代治理便有“欲固边防，先通道路”的传统。秦修驰道、汉通西域、唐设驿传、元开海运，皆是以基础设施打通中心与边疆的空间阻隔，实现政令下达、物资往来与文化交融。设施通达之处，国家意志得以彰显，地方治理能力增强，边疆民众逐步融入统一的经济社会网络，利益纽带加深，政治认同自然强化。反之，边疆便易形成心理上的“孤岛”，外部势力或地方离心倾向便有可乘之机。现代国家治理中，交通、能源、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网络，更是国家在场与治理能力的物质显现。每一条公路、每一座桥梁、每一根光缆都是国家触角的延伸，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也是边疆民众获得感与归属感的直接来源，政治向心力便在日用而不觉中得以巩固。可以说，基础设施建设的广度和深度，直接框定了国家整合边疆的能力边界，也深刻影响着政治认同的心理根基。因此，边疆的认同问题，归根结底是政治向心力的问题；而增强政治向心力，必须依靠扎实的基础设施建设来实现国家在场与人心凝聚的统一。这种逻辑，既承续了古代治理智慧，也契合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实需要。青藏铁路建成后的《天路》叙事就充分表达了这一点：歌曲将雪域高原定位为边疆，将铁路比喻为巨龙（中华民族的象征），并赋予铁路建设以安康、温暖、各民族欢聚一堂的积极意义。

　　（作者系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