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涌现之后，数字时代加速迈向更具自主性调适能力的智能状态。人工智能在诸多领域展现出的强大效能，确实辅助完成了大量繁杂、重复与枯燥的工作，似乎在功能层面上初步兑现了人机对齐的初衷——这种“对齐”叙事，本质上寄寓着以人工智能推动生产力发展、实现人的解放的现代性承诺。然而，在日常经验中，我们频繁目睹一种悖论性场景：拿着笔记本电脑、不断敲击键盘以维护和修补数字系统漏洞的程序员，出现在高铁、地铁、医院、景点，甚至婚礼现场。程序员的困境并非孤例，而是一种症候，它揭示出更为深层的人机矛盾。人工智能的到来并未真正改善劳动者被盘剥的生存境遇，反而激化了劳动者生存空间被挤压的普遍焦虑，人机对齐在现实效应中走向其承诺的反面。但若仅止于技术表象的批判，仍不足以穿透问题的本质。我们必须看到，人工智能并非作为孤立的技术个体横空出世，其背后矗立着一个由计算机、网络系统与程序算法共同构筑的现代数字机器体系，正是这一体系重构了当代劳动的支配形式。

　　在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中，机器体系被赋予至关重要的理论地位。他明确指出：“机器体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而固定资本——就资本对自身的关系来看——则表现为资本一般的最适当的形式。”这意味着，作为固定资本的自动化机器体系，是资本为自己量身打造的最佳技术形态。正是在机器体系之中，资本对劳动的控制被推至极致，科学技术被直接转化为榨取剩余价值的内在力量。这种控制的实现，依赖于对工人身份的深刻改造。马克思精准地指出：“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这一身份转换的实质，在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在机器体系的统治下发生了根本性颠倒。首先，在旧生产方式中，工人始终是主体，工具是被操持的对象，然而机器体系的降临使“工人自己只是被当作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工人沦为体系的零件，劳动者沦为劳动资料的附庸。其次，劳动者主体身份丧失的同时，其长期磨炼的精湛技艺也被机器所消解，复杂手工劳动被分解为简单、重复的机械动作，劳动经历全面的去技能化，使用工具的工人蜕变为服务机器的“畸形物”。最后，主体沦为附庸的过程，随着科学技术知识转化为一种异己的外部力量。机器体系凝聚着最先进的科学知识，但这些知识不为工人所掌握，反而成为统治他们的客观权力，最终实现了“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绝对支配，整个生产过程的统一只“存在于活的（能动的）机器体系中”。

　　在马克思的机器观中，一旦机器体系作为固定资本被纳入资本的生产体系，机器便不再作为劳动者的生产工具而存在，而只作为资本持续攫取剩余价值的工具发挥作用。工人与机器之间的对立，归根结底是劳动者与资本之间的矛盾。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所谓“人机对齐”实质上意味着工人向机器的对齐：工人服务于机器，机器成为工人表面上的主人。由此，当我们重新审视人工智能这个由硬件与软件共同构筑的庞大数字机器体系时，便会清晰地看到，数字时代的劳动者依然面临着逐渐被机器替代的结构性困局，只不过“人向机器对齐”被置换为“人向人工智能对齐”，人工智能由此成为支配劳动者的“新的主人”。

　　与马克思时代的机器生产相比，传统机器主要外化了人的体力劳动，而人工智能则进一步外化了人的脑力劳动。算法替代了人的判断与推理，大模型替代了人的知识检索与内容生成，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延伸了人的感知、识别、判断乃至部分决策能力。过去被视为“脑力劳动”的任务，统统被纳入自动化的范围。更为关键的是，传统的机器生产遵循单一目的和单一逻辑，机器的功能是固定的，在生产流水线中只能负责具体的某一环节，机器与人在体系中均只成为具体的中间节点。而人工智能在运行逻辑上却可以总揽全过程，其本身作为一整套数字机器体系，使人甚至可以仅仅充当整个劳动过程的起始点。正是在这一情形下，工作内容被简化为向人工智能提出需求，中等技能岗位则被替代或降级为人工智能产出内容的校对者，对专业化技能的要求随之进一步降低。与此同时，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受到人工智能算法规则的深度规训，他们追求和需要完成的不再是工作本身，其服务对象不是出租车的乘客、餐厅的食客或商场的顾客，而是人工智能的算法及其所制定的目标。所有工作成果的评价也均由人工智能决定，久而久之，劳动者便陷入不断完成算法发布的新任务这样一个被无尽剥削的循环。

　　尽管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模式与机器大生产时代已是霄壤之别，但马克思的总体判断仍然振聋发聩。他深刻地指出：“在这里直接表现出来的是一定的劳动方式从工人身上转移到机器形式的资本上，由于这种转移，工人自己的劳动能力就贬值了。由此产生了工人反对机器体系的斗争。过去是活的工人的活动，现在成了机器的活动。所以，带着粗暴情欲同工人对立的是资本对劳动的占有，是‘好像害了相思病’似地吞噬活劳动的资本。”换言之，人工智能与过去工厂里的那些机器一样，已经反过来“作为异己的力量”对数字时代的劳动者发生作用。不仅如此，“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人工智能作为凝结了数字时代诸多技术成就的“集大成者”，在它正式成为社会生产进程中劳动资料的那一刻起，便已然成为固定资本。这正是我们将人工智能视作固定资本的根本原因。它当然已成为各行各业都无法拒绝的高效劳动资料，然而，“只要劳动资料变为固定资本，就从自己的物质方面失去了自己的直接形式，并且在物质上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当人工智能被最终确认为一种固定资本的存在时，我们便可以穿透人机矛盾的幕帷，清楚地看到人机矛盾在本质上仍然是劳动者与资本之间的对立。“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正是在这一资本逻辑下，人机对齐才在现实中以颠倒的样式呈现出主客地位的逆转，在实际劳动中工人不得不持续向人工智能对齐，并逐渐沦为它的附庸。

　　更为严峻的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会在潜移默化中被作为价值标准植入人工智能，使其最终成为协助资本进行监视和规训的工具与“代理人”。人机对齐在资本逻辑的操控下，丧失其代表生产力发展、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与解放的本义，反而走向了更深层次且更加隐蔽的剥削，即马克思所揭示的：“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然而马克思的机器观并未止步于对隐藏在人机矛盾背后的劳资矛盾的批判。他同样提示我们：“正像黄金不再是货币时，它不会丧失黄金的使用价值一样，机器体系不再是资本时，它也不会失去自己的使用价值。”我们的根本任务在于，将机器的使用价值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剥离出来，使其真正服务于劳动者。人机对齐的关键内涵正在于其对于人类的服务性质。人工智能乃至一切新兴科技之所以沦为资本攫取利益、加深剥削的“代理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然。唯有跳出资本所代表的社会生产关系，尽可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其使用价值，才可能实现“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唯有在超越资本逻辑、朝向全人类共同价值迈进的进程中，人机对齐才可能真正实现其解放性的原初意涵。

　　（作者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