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五五”规划纲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再次对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作出全面部署。近年来，高校智库在服务社会治理领域发挥了重要“智囊团”和“思想库”作用，但“重批示轻实效”“重短期轻长期”等现象依然比较突出，咨政建议与社会治理需求仍存在一定脱节。深究这些问题，一个重要的症结在于，高校智库成果评价体系不够完善，未能全面引导研究聚焦现实问题，回应治理需求。

　　智库成果评价体系涵盖评价标准、评价主体、评价方法及结果运用，是多维度的制度集合。科学的评价体系不仅决定智库“研究什么”“为谁研究”，更深刻影响研究人员“如何研究”。近年来，为推进高校智库建设，很多高校陆续出台相关制度文件，积极探索智库成果的认定、激励与管理办法。如浙江大学于2017年和2021年分别出台了《智库成果认定办法（试行）》和《关于智库成果认定的补充解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21年颁布的《高水平科研成果奖励办法》中单设了“智库类成果”，并制定了认定标准及评价细则；湖南大学于2020年出台了《智库成果认定与奖励办法》等。然而，在服务社会治理领域，高校智库成果评价实践仍面临成果评价标准重批示轻实效、“短平快”评价模式易诱发急功近利、智库成果的贡献度缺乏独立计量与呈现机制等诸多困境。完善高校智库服务社会治理的成果评价体系，看似是指标的技术调整，实质是优化研究供需匹配机制，提升成果的咨政效能。为此，应多措并举，不断优化高校智库服务社会治理成果评价体系，具体路径有如下几条。

　　第一，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成果评价体系。服务社会治理的智库成果兼具学术与应用双重属性，但重在解决现实问题，应以治理实效为核心评价依据。为此，可探索构建领导决策方、社会第三方、治理场景需求方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成果评价机制，突破唯领导或课题发包方的单一评价模式。例如，对涉及基层民生服务类的研究成果，可以引入政策所涉群体代表、基层工作者组成评议小组，将被采纳的认证权从行政部门下放至基层治理单元，以基层证明和群众签字作为采纳依据，让街道干部、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受益群众成为评价主体之一，提升评价结果的科学性。

　　第二，探索建立多维度分类评价标准。有学者指出，智库成果类型多样，既有研究、建议、规划、评估等文本类型，也有政策宣讲、论坛研讨等形式；既有战略性、战术性和操作性研究之分，也有事前型、事中型及事后型之别。目前，很多高校仅将研究咨询报告作为成果认定类型，该评价体系存在狭窄、单一的问题，可以适度扩大智库成果的认定范畴，将在内部咨政刊物、媒体等发表的研究报告、理论文章、决策建议或立法建议、为党委和政府作的专题学习辅导报告纳入其中，并进行合理分类。同时，针对不同类型成果，应设立多维度分类评价标准。如前所述，服务社会治理的智库成果可以由三方共同参与评价，各方评价有不同的关键指标。其中，领导决策方侧重咨政价值，可引入政策采纳率、执行适配度、决策层反馈等指标；社会第三方侧重理论创新、媒体传播量、学术引用率等指标，确保成果的理论品质与社会影响力；治理场景需求方侧重治理实效，设置受益群体覆盖率、诉求回应度、生活改善可感知度等指标。不同类型成果可差异化设置各维度权重，评价标准也可以适当区分。

　　第三，实行长周期动态评估与成果档案管理。建立历史性回顾评估框架，对智库成果的长期政策影响及应用成效进行追踪评估。一方面，建立成果“预评价”制度。对具有重大潜在治理价值但成效显现周期较长的成果，先予以阶段性认可，待实效验证后再正式评价，解除研究人员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开展中长期效用评估，建立“政策采纳、执行跟踪、效果评估”的成果档案。将评价时点从“批示即结项”延后至政策实施或试点之后，对基层治理议题持续跟踪，观察政策效果的衰减或增强，据此优化研究结论，从根本上解决“追批示”问题。当然，智库研究本身具有探索性与风险性，对因客观条件变化导致政策建议未能实施的成果，只要研究过程科学严谨、论证充分，仍应给予相应认可。

　　第四，扩大成果评价结果的应用范畴。一要建立智库成果社会服务贡献度的独立计量机制。在高校年度考核及办学、学科建设评估中设置社会服务专项指标，将智库成果纳入其中，明确其权重与计分标准。同时，建立智库成果“贡献档案”，记录其服务治理的实际成效，作为评价高校社会服务能力的依据之一。二要加强智库成果的社会科普价值传播。比如，上海市社科规划办牵头推出《上海智库报告文库》，首创“管理部门+智库机构+出版社”跨界协同模式，打破部门壁垒，实现研究、管理、传播高效联动，推动智库成果的“二次创造”与“社会传播”。三要发挥成果评价的导向作用，引导智库人员开展长期田野调查。鼓励智库团队在基层建立长期观测点，与相关群体建立研究伙伴关系，持续跟踪特定治理场域或社会群体的发展变迁，开展长周期研究。

　　完善服务社会治理的智库成果评价改革，目的是发挥以评促改、以评促治的作用。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评价机制，建立多维度分类评价标准，健全“过程追溯”与“实效检验”衔接的机制，可以进一步推动高校智库研究聚焦社会治理场景，契合实际治理需求，从“追着批示跑”转向“跟着问题走”，在服务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释放更大效能。

　　（作者系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