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正确政绩观的发展演变

2026-07-0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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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绩观是政党实现其政治目标的重要途径,是执政理念与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政治实践中的具体反映。政党的性质与宗旨,决定着政绩观的根本方向。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其政绩观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所决定。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所追求的政绩只能是为民谋利、为民造福,而不是为个人、为小团体谋取私利。中国共产党将“为人民服务”“人民至上”作为政治实践的价值理念,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治国理政中的根本体现。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绩观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百余年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逐步淬炼、持续传承、不断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探索,都为新时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积累了厚重的历史经验。正确政绩观始终与党的历史使命紧密相连,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最大政绩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与掠夺,山河破碎、国土沦丧,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亡境地。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既是时代发出的最迫切呼唤,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根本追求。这一时期,党的政绩观集中体现为“为人民谋解放、为民族谋独立”。这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根本立场,也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致力于人类解放的价值追求。

  在艰难困苦的革命年代,党的政绩具体体现为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中国革命找到正确道路。近代以来,为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均以失败告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却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即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但在革命进程中,党经历了巨大挫折与曲折。大革命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教条主义,都给党和革命力量造成了重大损失。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艰苦探索和巨大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是彪炳史册的伟业,是这一时期最大的政绩。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艰苦创业是最大政绩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工业基础薄弱,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物资极度匮乏,且遭到外部封锁。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新的历史使命。这一时期,党员干部的政绩观集中体现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品格。从“一五”计划的实施到三大改造的完成,从大庆油田的开发到“两弹一星”的成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苦干实干,以超凡的意志与自我牺牲精神,创造了一系列辉煌成就,巩固了新生政权,改善了人民生活。

  在大庆油田开发初期,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简陋的生产条件,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喊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口号,仅用三年时间就拿下了大庆油田,结束了中国依赖“洋油”的历史。河南林县人民靠着一锤一钎,历时十年,开凿了全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解决了当地干旱缺水问题,创造了“人工天河”的人间奇迹。以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为代表的“两弹一星”科研人员,把个人理想同祖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热血洒戈壁,青春献国防。三线建设者们在交通不便、物资紧缺的情况下,开山筑路、建厂兴业,在深山里为国家建起一批重要工业基地。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扎根基层、埋头苦干、甘坐冷板凳、不计个人得失,用实干和苦干诠释了最朴素最深刻的政绩观。

  正是由于他们的艰苦奋斗与无私奉献,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改善了人民生活条件。这些成就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是最大政绩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深刻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明确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面对体制僵化和思想保守的局面,我们党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闯敢试、勇于创新。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农村率先实现突破。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亿万农民为改变农村面貌和自身命运,勇敢冲破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全面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改革赋予农民充分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一大批乡镇企业与生产经营专业户逐渐涌现。在借鉴农村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集体经济、个体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对外开放逐步扩大并取得重大突破。创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在中央决策推动下,来自四面八方的特区创业者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短短几年间,将深圳、珠海等昔日落后的边陲小镇、荒滩渔村建设成为生机勃勃的现代化城市。

  党的十四大以后,面对市场化改革、经济全球化与社会结构转型带来的新挑战,党的政绩观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着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全面推进农村改革的同时,加大扶贫攻坚力度,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大部分行政村实现通电、通路、通邮、通电话,极大缓解了贫困地区农民的贫困状况。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深化国企改革过程中,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大幅增长,同时出台措施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困难与风险。对外开放加快步伐,逐步形成从沿海到沿江、从沿边到内陆,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

  进入21世纪,面对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和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针对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党提出统筹区域、城乡发展,在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同时,作出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重大决策。取消农业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免除城乡义务教育学杂费,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险,有效缩小了城乡差距。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坚持不懈推进退耕还林工程,将节能减排、生态保护纳入刚性考核。加快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大型企业改革,积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国民经济迈上新台阶,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

  进入新时代,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党明确提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强调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从而赋予政绩观全新的时代内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使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广大党员干部要“多做为民造福的实事好事,杜绝装样子、搞花架子、盲目铺摊子”,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政绩的最终评判权始终在人民手中。新时代的政绩观摒弃了“唯GDP论”“数字政绩”等偏差,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衡量政绩的核心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在建党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力度空前,推动我国生态环境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在抗击疫情、抗震救灾等危急关头,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这些实实在在惠及亿万群众的成果,得到了全体人民的衷心拥护,是正确政绩观最生动的实践体现。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中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是党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百余年来,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坚持正确政绩观,推动中国不断走向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康庄大道。从革命年代救国救民之路的艰难探索,到建设时期艰苦创业的无私奉献,再到改革开放时期“发展是硬道理”的开拓进取,再到新时代“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庄严承诺——党的历史,就是正确政绩观的发展演变史,是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的奋斗史,是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发展史。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全体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真抓实干、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多做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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