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思想中一直存在着极为丰富的艺术—修养传统。无论是儒家的礼乐教化、道家的自然生命境界，还是诗文书画传统中关于气韵、意境、神采、风骨、情景交融的讨论，都构成深厚的审美经验与审美思想资源。不过，这些资源不是以近代欧洲哲学意义上的“美学”概念来组织的。换言之，近代以前的汉语思想中有审美经验，有艺术理论，有人格修养论，也有关于生命境界的表达，但没有一个以“Aesthetics”为对应物的现代学科概念，也没有以这一概念为中心来重新组织艺术、感性、教育、人格与社会的思想方式。

　　现代汉语美学的本土化重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初“美学”概念的引入具有特殊的思想史意义。它不仅仅是一个新名词的翻译，也不仅仅是西方哲学学科分类在中国知识界的移植。更重要的是，它为汉语思想提供了一种新的组织方式。20世纪初的中国学者虽然共同接受了“美学”这一概念，但几乎没有人愿意把美学仅仅保留为欧洲哲学的一个分科。相反，他们都在各自的问题意识中重新发明美学。王国维把西方传来的美学术语嵌入中国诗学与境界论之中，使美学成为解释人生悲剧、艺术解脱与诗词境界的重要方式。梁漱溟则从礼乐、道德与民族文化的角度理解美学，使其成为重新说明中国文化精神的一种资源。到了宗白华、朱光潜那里，美学进一步被用来重述中国艺术精神、生命境界与艺术化人生。由此看来，现代汉语美学从一开始就是带有强烈本土问题意识的再造工程。它既接受了西方概念，又借助这一概念重新组织中国传统；既进入现代学术体系，又承担了现代中国思想重建的使命。这正是现代汉语美学的创造性所在。

　　在这一思想现象中，蔡元培是一个代表性的焦点人物。蔡元培之所以成为焦点，不只是因为他谈论美学理论并开设美育课程，而是因为他把“美学”从一个译名变成了制度、教育与公共文化的组织原则。1912年，他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将“美感教育”直接纳入新共和教育体制的顶层设计之中。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蔡元培看来，美学与艺术欣赏密切相关，但并非附属于艺术欣赏的知识，而是现代教育制度必须包含的基本维度。1917年，他在“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演讲中进一步指出，现代社会需要不同于神学、不同于教会式的情感整合机制，而美育可以承担这一功能。这个命题后来常常被概括为“以美育代宗教”。如果只从字面理解，我们很容易将其视为关于宗教与艺术关系的抽象主张。事实上，它更应当被理解为面向现代中国社会重建的思想方案。

　　美学转化为社会整合的思想方案

　　这一主张所来自的问题意识不仅仅是艺术是否具有超脱而普遍的价值，美感是否可以陶冶人格，蔡元培真正面对的是一个更深刻的社会问题：在传统政治制度瓦解、礼教动摇、宗教争论兴起、共和制度尚未稳定的时代，现代中国应该依靠什么来重新形成共同生活的基础？科学可以提供知识，法律可以规定权利，政治可以建立制度，但这些不能自动生成共同体的情感认同。现代社会不仅需要知识制度和政治制度，也需要新的情感组织形式。蔡元培把美育放在这一位置上，正是要用审美教育培育公民，弥合道德与情感，为社会和谐提供新的基础。因此，美育在他那里固然从艺术教育开始，但应当超出艺术范围，在现代社会重建的情感基础上发挥重要作用。这也是蔡元培能够成为这一思想现象中心的原因，他不仅提出了美育理论，而且试图把这一理论嵌入公共空间，使之成为现代公共生活的组织原则。

　　因此，我们今天理解蔡元培的美育论，不能只追问它属于哪一种美学，也不能只追问它在理论上是否足够严密。更重要的问题是：他的美育理论所回应的感觉结构是什么？他试图塑造的社会形式又是什么？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判断：蔡元培的“美育”不是单纯的艺术教育理论，而是对现代中国社会情感结构的调节方案。所谓社会情感结构，指的并不是个体心理的偶然感受，而是一个时代中人们感知世界、理解自我、与他人发生关系、形成共同生活想象的基本方式。从蔡元培的美育论中，我们首先看到的社会现实并不是已经成熟的现代市民社会，而是正在失去旧有整合形式的过渡社会。传统政治制度瓦解以后，传统礼教、宗法关系和儒家政治伦理不再能够自然地承担社会共同体的象征中心。与此同时，新的制度与新的价值正在形成，但它们尚未深入到日常感受、公共趣味和人格结构之中。也就是说，现代中国不是已经拥有了一个稳定的现代共同体，然后再用美学来装饰它。相反，正是因为现代共同体尚未稳定形成，美学才被赋予特殊任务。蔡元培所谓“以美育代宗教”，正是在这一断裂处出现的理论方案：它要在宗教性整合失效、礼教动摇、政治尚未稳定的时代，为现代社会重新生产共同情感、公共趣味和人格形式。

　　正是在这一时代裂隙之中，“美学”成为现代汉语思想创造的先锋性概念。20世纪初，围绕美学、美育、艺术、人生、宗教与文明更新的讨论，在汉语思想世界中表现得格外活跃而突出。通过“审美”，现代中国学者重新理解人生的意义、人格的塑造、国民的教育、传统的再解释以及现代社会的可能形态。由此，美学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中构成新文化形成过程的一个核心场域。这一趋势从王国维、蔡元培、梁漱溟、宗白华、朱光潜一直延续到后来关于“中国美学”“审美现代性”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

　　这一现象之所以值得关注和思考，是因为20世纪初的汉语思想界并没有在充分理解欧洲美学史内部脉络的前提下接受“美学”概念。相反，正是在理论来源不完全清晰的状态下，“美学”获得了更大的可塑性。它既可以被王国维理解为人生解脱的方式，也可以被蔡元培理解为国民教育和社会整合的原则；既可以被梁漱溟转化为礼乐与道德秩序的现代辩护，也可以在宗白华、朱光潜那里发展为生命境界、艺术化人生与中国艺术精神的理论表达。换言之，现代汉语美学的独特性，恰恰在于它不是先作为一门严格学科被接受，而是先作为一种回应时代危机的思想资源被创造性地使用。

　　人工智能变革感知与共同生活结构

　　如果说20世纪初的美学之所以活跃，是因为传统社会结构的断裂使旧有的礼教、宗教与人格塑造方式不再能够充分解释现代生活，那么今天美学之所以重新变得重要，则是因为人工智能与平台技术正在重新组织我们的感知结构，并迫使我们重新追问共同生活的可能性。今天我们面对的不只是新的艺术工具，也不只是机器能否生成图像、音乐、诗歌或小说的问题。更深刻的变化在于：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感知、注意力、风格、审美判断和主体经验本身的社会条件。过去的审美模式往往预设鉴赏具有相对稳定的关系：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风格与人格之间的关系，训练与创造之间的关系，品位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作品通常被理解为某个主体的表达，风格通常被理解为某种生命经验或文化传统的凝结，而审美判断也常常被理解为主体修养、教育背景和公共讨论的结果。

　　但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中，这些关系都被重新组织了。风格可以被抽取，作品可以被规模化生成，品位可以被算法预测，审美判断可以被平台引导。图像、声音和文本不再必然来自某一具体作者的生命经验，而可以来自大规模数据、模型训练和提示词操作。风格不再必然属于某个主体，而可以成为可迁移、可组合、可复制的形式资源。审美经验不再只是在艺术家、作品和观众之间展开，而是被算法推荐、平台分发、数据反馈和用户行为不断塑造。由此，美学重新获得了社会诊断的意义。它所揭示的不是“机器是否会艺术创作”这一单一问题，而是当代社会如何重新组织人的感觉生活。人工智能时代的美学问题，归根到底不是机器是否拥有灵感，而是人类的感知结构、判断结构和共同生活结构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以美学赋能当代共同生活形式的重建之路

　　因此，正如蔡元培试图以美育为现代社会提供新的情感整合机制一样，今天关于美学的时代共识也可以被理解为重建共同体的一种方式。不过，这种共同体不再是20世纪初国民教育所想象的共同体，也不再仅仅依靠学校、报刊、讲演和公共社团来形成。今天的共同体处在数字媒介、平台机制、算法分发和人工智能生成环境之中。人的注意力、趣味、情感与判断越来越多地受到技术结构的塑造。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美学不是对技术社会的简单否定，而是一种新的重建方式。它既要重新激活传统文化中关于修养、礼乐、通感、和谐与人格成就的资源，也要主动借助当代技术提供的传播、连接与创造能力。

　　这里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回到一个前现代的共同体，也不在于让技术自动生产共同体。前者会把传统理解为固定不变的过去，后者则会把技术误认为天然具有社会整合能力。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通过审美使传统的思想资源与技术条件共同转化为新的公共感受、公共判断和社会想象。传统文化中的修养、礼乐、通感、和谐等宝贵的精神财富，仍然有潜能被重新激活为当代共同生活的资源。技术也不应当只被看成破坏审美经验的力量，它同样可能提供新的传播方式、连接方式和创造方式。美学的任务，正是在传统与技术之间建立新的中介：一方面，它要防止技术把感知简化为流量、点击和推荐；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传统被凝固为抽象的文化符号。美学应当使传统重新进入当代生活，使技术重新服务于人的感受力、判断力和共同生活能力。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美学仍然可以成为理解当代社会结构变化并重建共同生活形式的重要思想方式。它既包括了艺术精神中的活泼生命力，也保留了审美鉴赏的独立人格，更提供了社会诊断和社会创造的理论切入方向。作为社会诊断，美学能够揭示一个时代如何组织人的感觉、注意力和欲望；作为社会创造，美学能够探索人们如何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新形成共同感受、公共判断和共同生活的想象。20世纪初的中国美学之所以具有创造力，并不只是因为它引入了一个新的学科名称，而是因为它敢于把美学理解为时代重建的一项公共事业。今天，我们同样处在社会结构与感知结构深刻变化的时代。人工智能、算法平台和数字媒介正在重新组织人的注意力、创造方式、审美判断和共同生活形式。因而，未来美学的创造，不是对过去美学范式的简单延续，而是在新的社会结构中重新发明美学的公共意义。

　　这里，我们可以重新理解蔡元培那个时代留给美学的精神遗产。它的启示正在于：当社会失去旧有的整合形式时，美学可以成为新的教育理想、人格理想和公共文化理想的开端。今天，美学也应当以同样的使命意识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它不应只是为人类艺术进行防御性的辩护，也不应只是讨论机器是否能够创作艺术。它更应当追问：在技术重塑感知的世界中，人如何重新形成感受力？在平台分割注意力的时代，人如何重新获得公共判断？在算法不断塑造趣味的环境中，人如何重新想象共同生活？这些问题构成未来美学的真正任务。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