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19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原点”，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凝结点。伟大的历史时刻因其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丰富厚重的文化蕴涵、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而拥有了文艺表现的宏阔空间；通过艺术的方式书写这些伟大时刻的历史真实，是催生文艺精品的重要路径，也是文艺助力民族复兴伟业、贡献独特力量的应有之义。近年来，建党题材的文艺作品表现出新的艺术特点，揭示了深沉的历史真实，出现了多个“现象级”的创作成果，获得了观众与读者的广泛认可，为时代留下不朽的艺术印记。

　　党的二十大把“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写入大会主题。围绕这一重要历史节点，文艺工作者创作了系列文艺作品。近年来，建党题材的作品包括报告文学《革命者》、电视剧《觉醒年代》、电影《1921》、非虚构戏剧《辅德里》、歌剧《红船》等，打破了以往部分同题材作品脸谱化、概念化的创作局限，以更贴近历史原貌的笔触，还原了建党伟业从酝酿到发生的复杂历史进程，让那段原本遥远的历史变得可感可触，真正把伟大建党精神从抽象的理论表述，转化成了鲜活可感的艺术形象，让观众与读者得以触摸到穿越百年依然生生不息的精神脉搏。

　　多维透视，强化空前的历史宏阔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走向，更重塑了整个民族的精神肌理。这样一场影响深远的历史变革，本身就蕴含着波澜壮阔的多层次脉络，绝不是单一线性的叙事就能完整承载的。当下优秀的建党题材创作，跳出了以往聚焦少数核心人物、单线推进事件的创作惯性，转而从多个维度铺展历史画卷。

　　电影《1921》获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评委会认为这一作品“将宏大叙事和个性化人物塑造相结合，再现100年前，青春热血的革命先驱、波澜壮阔的建党伟大历程，影片情感表达饱满，刻画了充满立体感的人物群像，成功唤起了当代观众的情感和精神共鸣”。主创团队查阅了包括共产国际档案、日本外务省解密文件、法租界警务记录等在内的国内外丰富史料，体现了其他建党故事鲜少提及的国际视角。一是反映了国际共运的背景。影片突出了国内先进知识分子与共产国际的复杂关系。二是反映了日本间谍对上海的日本共产党及中国革命分子的监控。影片表现了日本特别高等警察监视在沪日本社会主义者近藤荣藏等人与中共早期成员密切往来的史实，这是此前文艺作品中鲜少提及的。三是突出了全球革命浪潮的背景。李达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桌上放着英文、日文、德文多个版本，以此象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跨国传播；青年毛泽东在洗衣房打工时，墙上贴着关于爱尔兰独立运动、印度反英斗争的新闻剪报。

　　影片以国际化视角展现了历史的真实，在艺术上更具悬疑性和艺术质感，强化了艺术的张力。这种多维透视，使“建党精神”成为在复杂国际格局中坚守民族立场、自主选择道路的智慧与勇气的体现——这正是该片对建党叙事的重要贡献，也为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提供了更立体的历史答案。

　　重返“原点”时刻，构建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近年来，建党题材文艺作品主创者日益年轻化。他们不满足于简单复述历史，而有着对当下中国道路的深入思考，试图通过重返1921年前后的“原点”时刻，在早期共产党人的抉择中寻找精神共鸣。非虚构戏剧《辅德里》虽立足于反映中共二大并聚焦中国共产党首部党章的诞生，但有大量回溯中共一大的场景。这部作品震撼人心之处在于，凝望了一批早逝的共产党员，如王尽美、邓恩铭、高君宇、张太雷、蔡和森、向警予……他们大多在30岁前牺牲，用年轻的生命回答了“为何选择这条路”。作品中有一段是王尽美与邓恩铭的双人舞，他们用肢体语言表达着坚定的信念：“我们可能看不到明天，但总有人会看到。”在歌剧《红船》中，陈独秀与儿子延年、乔年有一段名为《父子》的二重唱，延年问：“你口中的新世界，我们能看见吗？”独秀答：“若你们看不见，就由你们的孩子看见。”《辅德里》近60人的主创团队中90%以上是“90后”，这群年轻的创作者正是用今天同龄人的视角来感悟百余年前的同龄人，做这部戏，是为了回答自己——在一个价值多元、信息爆炸的时代，还有没有值得一生坚守的信念？“对话”的动力，源自当代艺术者的深沉困惑，他们要从历史中寻找前进的力量。

　　修辞立其诚，创作思想丰厚的文艺精品。文艺作品如何揭示深沉的历史真实？中国传统文论主张“修辞立其诚”，但未能讲出何以能“诚”。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基于唯物主义观念之上，给予这一问题以动力性的回答，认为文艺家“诚”的能力根基于作家的生活、艺术等各个方面的社会实践。

　　近年成功的建党文艺题材作品是“诚”之作，主创者把对历史的探索、当下的思考、艺术的创新有效地融入创作之中，提升了作品的思想厚度、表达力度和情感温度，使得这些文艺作品融入了更多的“探寻”意味。歌剧《红船》表现李大钊的出场，没有刻意渲染他的领袖气质，而是着重还原他作为先行者的沉郁与笃定，其核心片段“我有一个梦”在剧中三次出现：初次是轻柔的，表现理想憧憬；中间一次是坚定的，表达行动的决心；第三次是悲壮而宁静的，表现对革命必然胜利的笃定。电视剧《问苍茫》聚焦毛泽东的信仰探寻之路，表现其从“追随者”成长为“开拓者”的探索历程。这种“探寻”也体现在新的叙事策略中。电影《1921》把类型化叙事融入电影创作，将历史人物的平凡生活趣味融入厚重的历史之中，将个体性和宏大叙事相结合。如李达与王会悟在天台的一场戏，加入了一位可爱的小姑娘，她出现在对面楼上的窗户里，没有动作，只有眼睛里的向往，这象征着革命者期待孩子们能突破黑夜，走向光明的未来，不失为神来之笔。

　　马克思认为，优秀的文艺作品“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真实性是文艺价值的重要体现。近年来，建党题材文艺作品的成功，正在于体现了这种深沉的真实感。这些扎根于深沉真实的创作，让建党题材文艺作品拥有了打动不同代际观众的持久力量，也为我们今天创作重大历史题材文艺作品，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