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先生（1893—1969）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他非常重视史料工作，对于青年学者轻视史料的倾向提出过尖锐批评：没有扎实的材料，靠主观臆测演绎所谓规律，只是“放空炮”。他明确强调：“有人认为做资料工作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也有人认为做资料工作，比做研究工作低一头。这样想法是不对的。”资料工作是“一种功德无量的工作”。来新夏向范老请教研究近代史的入门途径，范老让他从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入手。他告诫年轻的史学工作者：从档案中搜求资料如披沙拣金，确实不易，但这是研究工作“从根儿做起”的重要一步。

　　范文澜先生极重视图书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1949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甫一抵京，文管会便交来重约15吨的档案，时限自雍正朝直至新中国成立前一年。他部署3/4人员全力投入档案整理工作，先根据宁滥毋缺原则作初步整理。次年1月起，依材料内容将档案分为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类别登记编制索引。在近代史研究所创建初期，先后委派王可风、荣孟源、钱宏、丁名楠、蔡美彪等人担任或兼任资料室正副主任；并要求研究人员除承担研究课题外，每周至少要抽出两天时间来协助处理图书资料整理工作。1952年1月，范文澜先生在近代史所成立资料委员会，由丁名楠担任主任，荣孟源、钱宏等为委员。随后，又派人陆续接收整理了原国民党政府在北平设置的政府机关、学术机构、高等院校，以及一些著名学者、旧官僚遗留的珍贵图书资料。

　　范文澜先生在1949年即筹划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在近代史所设立资料编辑室专司其事，并亲赴聂崇岐家中邀其主持此项工作。与此同时，他还广泛联系学界，整合各方力量，丛刊编纂因此得以高效推进。向达称赞道：“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和出版，是新中国历史科学工作者团结的一个有力的证明，也是新中国历史科学方面的一个鲜明的指标。”1956年9月，在巴黎召开的第9次青年汉学家会议上，北京大学张芝联报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发展，着重介绍了中国在保存近代史档案、编辑出版近代史资料以及保存搜集现代史资料等方面的情况。

　　对于近代史而言，调查访谈是获取史料的重要方式，金毓黻曾感慨道：“可知收集现代史料口询尤重于目稽。”范文澜先生也十分重视调查访谈史料，在他主持下，1949年成立的新史学研究会组建了“一个小组，专门组织那些亲身经历过辛亥革命以来各个历史事件的先生们，给我们讲述亲身参加和亲眼看到的事实。从这些讲述里，可以得到许多不见于书本上的可贵史料”。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刘尧汉用彝族地区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写成论文《由奴隶制向封建过渡的一个实例》，范文澜先生赞赏道：“我认为这篇稿子的妙处，正在于所用材料‘几全是取自实地调查，几无史籍可稽’”；他将调查所得史料比作“眼前还活着的山野妙龄女郎”。刘尧汉关于清代哀牢山区彝族李文学率领农民起义的调查材料，被范文澜先生高度评价为对近代史研究的一大贡献。范老还一度感慨道：“我年纪大了！事情也多了！对实地调查已经有心无力。只好把别人做的视同自己做的了。”

　　1954年，近代史所创办《近代史资料》，将亲历者的回忆录、访问与历史事件的调查记录等作为重要的资料来源。创刊号第一篇资料即为《三元里平英团史实调查会记录》。此后陆续刊登了不少近现代历史调查记录、调查报告。近代史所的青年学者王来棣研究中国共产党建立时期的历史，在范文澜先生亲自介绍和安排下，1956年5月开始对李达、冯白驹、曾希圣、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等人进行采访，至1957年5月共采访了30余人。1958年，近代史所与教育部联名召开讨论会，近代史所提出《关于收集整理现代史资料的计划草案》，包括报纸杂志的整理重印、文集的汇编、调查访问三大项。同时，提出联合组成“编辑出版委员会”以领导、协调全国现代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并将迅速集中整理出版各地现代史资料调查成果列为当务之急。1958年，近代史所制定近现代史调查访谈计划，提出邀集有关研究机构、各高校历史系、高级党校、军事学院等共同商讨具体调查办法，细化访谈计划，确定分工。1962年12月，近代史所提出《关于调查和征集历史资料工作的初步意见》，建议所内设立工作组，负责与各有关机构的联系与协作，以推进调查征集历史资料的工作。

　　范文澜先生也极重视编写资料长编，在近代史所1950年的工作部署中即规划“收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历史材料，准备撰述长编”。1952年9月，他在五年工作计划（1953—1957）中，强调一定要完成现代史长编编写工作。他确定编写体例为：“1.以大事为中心，每一历史阶段分若干章，每一重大事件为一章，每章按事件内容分为若干节，每节按繁简订细目。2.以保存史料原来文字为主，只加剪裁，不予改动。章节细目标题须表明材料间的关系及系统，并表明编者的立场观点。3.选择材料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相异材料应仔细考核，取其真实者。4.所选材料可择要节录，注明出处。编者加简要说明，附带问题另作注释。”

　　1959年5月1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范文澜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根源、王世英、杨东莼、申伯纯、顾颉刚为副主任委员。7月20日，范文澜先生主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大会，他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我国从鸦片战争到全国解放前一百多年的历史，是属于近代史范围。辛亥革命以前，有丰富的文字记载，有相当完整的故宫档案，做研究工作在一般问题上不会感到资料的缺乏。辛亥革命以后，情况就不同了，虽然在报章杂志上也有许多资料，但单靠这些，想完成这段历史的研究工作，还是缺乏能说明问题的必要资料。把这一时期的史料填补起来，确是当务之急，功德无量。……本会撰写历史资料，因为撰写人条件特别优越，应该比孔夫子写《春秋》提高一步，就是以写知为主，辅之以所见所闻。所知是指行而知之的知，亲身参加某件事情，知道这件事情的真实内容，经过分析综合，掌握了事件的本质和发展过程，这样的知才是真知，写出来才叫做写所知。即使亲身参加的事件，往往是局部而非全部，这就需要用所见所闻来作辅助。所见是指见过的可靠材料，所闻是指听过的有关言论。这样的见闻，不同于浮光掠影，也不同于道听途说。与所知紧密联系着的所见所闻，对说明问题也是很有用的。……写历史资料，首先要求准确性。把事情的发展过程确实掌握了，也就合乎逻辑了，写起来自然会准确，或接近于准确。如果支离烦琐，不得要领，就是因为没有确实掌握事件的发展过程。……怎样写，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要做到字字有根，句句落实，言不二价，童叟无欺，归根到底就是要达到真实的目的。”

　　范文澜先生所言切中肯綮，对于调查访谈、撰写回忆录深具启发意义，也为政协文史委工作的开展定下基调、明确目标。李侃回忆：“主任委员范文澜因为工作很忙，又要亲自指导和重新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不能经常过问会务，他派出并指导近代史所的副研究员姜克夫同志参加《文史资料选辑》的编辑审稿工作。”根据近代史所图书馆保存的文史资料手稿，可见范文澜对这些文史资料手稿进行了非常细致的修改。

　　从1959—1966年，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成果相当丰硕：全国政协征集了近现代史资料1.6万篇，1.1亿字，编印《文史资料选辑》55种、《辛亥革命回忆录》6辑。各省（区、市）政协征集史料3.8万余篇，约计2.05亿字。这些资料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弥足珍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