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浪潮中，工业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的核心载体，正在深度重构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发布的世界机器人报告，截至2023年，全球运行中的工业机器人存量已经达到428万台，其中有接近180万台在中国的工厂运行。中国凭借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市场，成为智能化转型的领跑者。然而，这一进程在提升整体产业效率的同时，也显著加剧了企业间生产率分化，领先企业的优势进一步得到强化，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态势。

　　效率提升与分化挑战并存

　　根据钱德勒对美国企业史的考察，现代企业的兴起在本质上是企业家对技术变革的适应性选择过程，与这一过程紧密相连的是不同企业生产能力（效率）的改变。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进一步揭示，技术冲击下的非同步响应将加剧企业发展分化。钱德勒与熊彼特的理论在近代以来的多次重大科技变革中得到了充分验证。18世纪60年代，蒸汽动力技术的突破与应用催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机械化大工厂和传统个体手工作坊之间的巨大生产率差异由此显现。至19世纪中期，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迅速推进，率先应用电气化技术的企业实现了生产力的飞跃，吸引资本、劳动力等要素高度集聚，催生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大型企业集团，其生产效率远超同业竞争者。20世纪50年代以降，计算机技术的诞生开启了第三次工业革命，采用新型信息技术的企业将非核心生产环节外包，聚焦于研发与设计等高附加值领域，进一步巩固了头部企业的生产率优势。

　　以工业机器人等智能装备替代劳动力，重塑传统工业生产场景。凭借智能决策、全域感知、精准操控、柔性化生产等突出特性，工业机器人带来企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由此导致是否使用机器人以及使用规模、程度不同的企业之间形成明显的生产率增长差异。显然，对于初始生产率水平越高的企业，工业机器人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效应越显著。究其原因，低效率企业往往受制于多重约束：智能制造理念与技术发展相对不足，难以承担工业机器人的购置及运维成本，缺乏智能设备操控与维护的专业技能人才等。因此，相较于低效率企业，工业机器人在高效率企业中的使用能够更大程度地发挥生产率提升效应。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对不同企业的非对称影响扩大了企业间生产率水平的差异，推动了生产率分化。

　　规模与创新的分化机制

　　由此可见，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是决定生产率增长的关键因素。工业机器人通过对不同企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创新产生差异化影响，造成企业间生产率非对称增长，进而扩大生产率分化程度。

　　一方面，工业机器人的自动化、智能化生产特性使其天然地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因此本身就具备一定规模优势的企业更易从使用工业机器人中获益，在更大程度上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相对于传统企业，新一轮科技革命使得大规模企业受益更多，经济活动更多向大规模企业转移，导致企业规模分布更加集中化。

　　另一方面，工业机器人的创新赋能效应在不同企业间呈现显著异质性特征，该效应在初始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中更为突出。首先，作为智能化转型的核心载体，工业机器人集成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关键技术要素，在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协同作用下，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创新效率，还有助于优化和拓展企业的创新模式。其次，机器换人带来的资本深化效应降低了边际成本，促使企业将资源向高端研发倾斜，形成“成本节约—研发强化”的良性循环。最后，工业机器人所具备的智能化算法还将催生网络化协同制造新模式，促进企业从单方面创新向产业链协同创新转变，极大缩短了技术迭代周期。企业间初始生产率的差异导致机器人应用所产生的创新效果出现分化。高生产率企业凭借成熟的研发体系、充足的人才储备和数字化基础，能高效吸收机器人技术外溢，实现“智能设备应用—工艺优化—技术壁垒构建”的良性循环；而低效企业受制于创新基础薄弱，往往陷入“技术引进—消化不足—应用低效”的困境。

　　构建包容性智能制造生态

　　第一，强化技术扩散的普惠性，设立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专项基金，推广“机器人即服务”等轻资产模式，降低初期投入门槛。在中西部地区建设智能制造公共服务平台，通过技术共享缩小区域差距。

　　第二，完善创新协同网络，推动“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建设，鼓励头部企业向产业链上下游开放技术接口。针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建立跨企业数据共享机制，促进创新要素流动。

　　第三，优化要素配置效率，深化国企改革，建立智能化转型绩效评估体系，将机器人应用效率纳入考核指标。加强职业培训体系建设，重点培养机器人运维、数据分析等复合型技能人才，破解机器换人与人才短板的结构性矛盾。

　　第四，健全市场退出机制，完善低效企业甄别与退出制度，取消对创新能力不足、发展前景模糊企业的政策性补贴，避免无效产能挤占资源。通过税收杠杆引导资本流向高附加值领域，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筛选机制。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