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在场”已经越来越成为人类学研究者的共识。照护，尤其是针对癌症儿童、抑郁症患者的照护，更是时时刻刻要与不同的情绪体验相伴。无论是痛苦、抑郁、失望、争吵，头晕目眩、眉头紧皱，还是慌乱不安、如履薄冰和苍白无力，感到“沉默、迷茫、恐惧”的不仅仅是照护者，还有身处其中的研究者。《在照护实践中与脆弱相遇》一文中，三位作者坦诚了在研究照护过程中的脆弱体验，借由脆弱与不同在照护实践中的人群彼此相连，进而对研究中这种情感共鸣与具身体验进行深度反思。文中提到的共情、情感共鸣、短暂隔离以及与自身相似经历的唤起，尤其是由在场而引发的具身感，恐怕是每一个田野调查者或早或晚都会遇到的情况。

　　凯博文在《照护》一书中写道，“照护，其实是人世间所有关系的本质与核心——照顾好他人，并得到他人的照顾，这就好像是某种交换人生礼物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我们给出了自己的，也得到了他人的关注、肯定、帮助、情感支持与道德鼓励，以及实实在在的意义感——一种本应复杂多变且支离破碎的意义感”。如果说针对照护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介入照护旅程中所经历的心碎、痛苦抑或喜悦和希望，作为研究者，在与所有的观察对象接触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情感体验、情感互动、情感共鸣，甚至情动（affect）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虽然这种转变并不一定是自然而然、全无压力的。过于“动情”的观察者还会受到来自学术界或学者自身的反思和诘难。比如，不够客观、不够“科学”，过于先入为主、强行介入他人的生活以及可能面对的道德和伦理困境。正如一些人类学者所说，“作为一种特定的人类学家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与一群特定的人形成特定关系的认知模式，人类学总是在为有关动情的问题而挣扎”。

　　如果说情感本就是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研究者该怎样处理研究中遇到的情感（问题）？作为《羡慕嫉妒恨：一个关于财富观的人类学研究》一书的作者，我曾用住在房东家隔壁的小李因为采矿意外去世的案例来论述“希望”之于嫉妒的重要意义。但是，在书中和之后的相关文章中，我都未曾渲染这一事件以及之后的写作给我带来的巨大情感波动。这些经历都是有重量的，即便是对深处其中的观察者。对研究者来说，更大的挑战来源于当这些案例被抽象成文字、概念，并在研讨会中被批判写得方向不对、理论分析不够恰当的时候。情感成了“房间里的大象”，绕不开、过不去，不得不处理，既要写得对，也得写得有重量。

　　所以，在人类学的研究中，要正视自身情感的重量，以及将情感（问题）变成可能研究的核心。虽然有时情感（经历）并不是预设的研究主题，而只是田野中的意外后果。那些“与脆弱情感共振”的瞬间可能正是通往更好地分析和理解生活困境的重要路径，这种共同经历的“苦痛瞬间”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照护实践的“真实语境”。近年来，无论是针对焦虑、嫉妒还是悲伤和幸福，有非常多的民族志作品开始关注在我国经济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情感转型。这种从情感出发，把情感作为切入点或者主线的研究，目的正是“由情绪作为新的研究切入点，使我们对于亲属、宗教、政治社会秩序、权威、交换等，有了新的理解与解释，使这分支对人类学过去研究成果在理论上可有其独特之新贡献”。由情感出发，可以让我们看到之前的“未关注之事”，看到外在的社会、经济、文化和观念变迁和结构变化更深一步体现在情感表达、具身认知和社会关系上的矛盾和冲突，看到情感不仅仅是表象和个人体验，而可能是道德冲突与社会秩序变迁的具身表达。

　　中国式的交往与情感本就不可分割。人类学家吴迪基于赞比亚中国移民的研究发现，不管双方怎样努力，在赞比亚的中国移民和本地人的交往和互动中总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隔阂和误解。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情感在中国人际交往中的独特位置。他由此提出了情感在中国社会交往中的三重维度：第一重为心理状态，如焦虑和猜忌对交往的影响；第二重为主体性的情感，如交情的建立，基于对方的角色和身份作出适当的情感回应；第三重为情境性的情感互动，其对增进关系和获得亲近感有着重要的影响，情感内在于行动和情境之中。由此可见，“情”虽往往不能明确言说，但在中国社会交往和互动之中有着关键和核心的位置，体现在“交情”“人情”“情境”等种种与“情”密不可分的社会关系之中。

　　“以情感人”是任何作品（包括人类学作品）可以获得共鸣、打动读者的关键一环。我们需要带着感情生活，也要带着感情去研究，更要带着感情去写作。“作品中自我暴露的失败不在于加入了个人化的声音，而在于没有很好地使用它，没有深思熟虑地处理好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知识与情感方面的联系。”这应该是我们未来研究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