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先生（1946—2023），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他主张“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提出“边缘的活力”“大文学观”等学术主张；晚年致力于文学地理学、先秦诸子还原等领域的研究。他倾尽毕生精力研治中国文学的多个重要时段、代表性文体和经典作家，希望从总体上把握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并作出理论阐释。“大文学观”是杨义先生文学观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他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撰写《中国古典文学图志》时倡导并践行的一种文学观。文学求美，史学求真，“大文学观”的属性是求真，所以总体上是一种文学史观。根据杨义先生关于文学的看法，还可以从中概括出一个“文学杂观”。至于“家底”“全史”等提法，与“大文学观”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进入先秦诸子研究领域以后，他主张“触摸诸子体温”，并就文学地理学命题作出更深入的阐释。这标志着他晚年治学旨趣由文学向人文学和文明史的转变。

　　“大文学观”与“文学杂观”。2000年12月，杨义先生发表《认识“大文学观”》一文，正式提出“文学观三世说”。从中国古代的“杂文学观”，到20世纪西方传入的“纯文学观”，再到20、21世纪之交新提出的“大文学观”，这是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他于2006年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一书，就是以“大文学观”作为工作指针的。

　　杨义先生对“大文学观”的论证是从空间维度入手的，这与他“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主张相辅相成。“重绘”之初衷，固与“重写中国文学史”相近，但提法一变，其维度、重心也相应变化。从方法上讲，“绘”更多元、灵活，强调与文学原生态的全息贴合，给人以更立体、更近真的感觉。

　　在杨义先生这里，还存在着一个看待文学研究与学术写作的综合观，姑且称之为“文学杂观”。“文学杂观”重视文本形态的多样性与作家知识结构的多元性。例如研究鲁迅，要关注其“杂学”造诣，将他的小说、杂文与学术论著、日记、书简等一并考察。他极力称道老子、孙子的文章，认为老子述学之文“韵散交错”，堪称“哲学诗”；称《孙子兵法》是“一流文章”，“一锤打下，落地有声”。他将“文学杂观”视为一种“大文学观”，强调“以文学为中心，贯通文史哲”。

　　关于“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理路，杨义先生曾将其概括为“一纲三目四境”。“大文学观”为“纲”，空间维度、边缘动力、文化透视为“三目”，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图志学为“四境”。尽管“文学杂观”与“四境”中的图志学有内在关联，但前者对作家个人杂学造诣的重视、对研究者著述多样性的强调，并不属于“三目四境”这一层次上的“大文学观”。因此，“大文学观”与“文学杂观”是交织并存的。

　　从“家底说”到“地图说”。“大文学观”提出二十年后，杨义先生对自己的学术之路有过一次回顾。他将个人著述分为八类：鲁迅研究、古今小说与叙事学研究、文学地图与图志、古代经典诠释、比较文学、文学观与思想史、经学与诸子还原研究以及学术思想杂论。其中，鲁迅研究、小说研究和文学图志是他早年研究的重点，他晚年用力最深的是诸子还原研究。最能体现他的文学史观和学术理路的，是以《通向大文学观》为代表的第六类著述。

　　他经常提到的一些表述，如“文学的家底”“做学问的时候一竿子插到底”，以及研究过程中对于一个历史阶段文学的“总体的面貌”与“总体的变化”的重视，是他在总结《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经验时提出来的。

　　2005年，杨义先生发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一文；2006年起，他转治先秦诸子著作，希望可以把握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这可以视为“大文学观”的延伸。这一时期，较多出现在他笔下的两个关键词是“文学地理学”和“触摸诸子体温”。

　　2012年，他出版了一本以“文学地理学”为主题的自选集，书名几经变更，最后定名为《文学地理学会通》。《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一文也收入该书，篇幅大为扩充，由三章增至八章。他将“文学观三世说”提升为一章的标题，并在讨论文学民族学时增加了对文化推原法的阐述。这标志着“文学地理学”在他个人学术体系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也延续了他个人早期对“文化还原”命题的思考。

　　可以说，“家底”和“地图”二词，标志着杨义先生学术生涯的不同阶段。他于2015年发表的《二十世纪文学全史论纲》中又提到一个新词：“全史意识”。三个词汇，体现了他在治学逻辑上的内在一致性。“家底”可以盘点而不一定公开，“地图”则要求将“家底”一五一十、纤毫毕现地讲个明白，二者都是“全史意识”的体现。

　　“三四结构”与北方文学。在梳理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杨义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学术是以“四库之学”与“四野之学”为代表的。近代以来，涌入中国的外来思想文化，可称“四洋之学”。这个“三四结构”，仍是从空间维度切入的。

　　当然，空间不只是维度。它既是方法，也是本体。在《红楼梦精华笺证》一书中，他说《红楼梦》存在六大空间意象：明珠家事、曹家兴衰、南京随园、北京恭王府花园、《西厢记》《牡丹亭》。将史、事、戏、文与随园、恭王府相提并论，人文与地理就发生了格义，意味着人文的空间化与空间的人文化。

　　北方文学的地位问题是“重绘文学地图”的重要命题之一。2003年，杨义先生在一篇论文中就北方文学给出四点评价。十年之后，他将该文进一步扩展，增加了大量新证，增写了“在辽阔的南北空间追问历史哲学”一节。他以萨都剌诗为例分析少数民族诗作中的历史哲学，认为“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及“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等诗句体现了反思精神，盛赞萨都剌有“穿透历史、谛视民间的悲悯情怀”。

　　从“大文学”到“大文化”。在一份自撰的“先秦诸子还原”课题介绍中，杨义先生说他希望从“大文化观”角度展开研究。他的表述是：“倡导重绘融合多地域、多民族文化层面的文学地图，探寻中华文化生命力之根以及其文化哲学和包括‘边缘活力’在内的文化合力机制，剖析中华民族由古及今的精神谱系形成发展的过程。”

　　他的研究按计划进行，“还原”诸书陆续出版。他大概还打算就“大文化”命题作系统阐述。遗憾的是，留给他的时间不够了。《兵家还原》完稿后，《左传》研究刚列出框架，《学术自传》才完成初稿，他就猝然离世。从他晚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和《深入文明史的中国思想史》等书，或可略窥其“大文化观”之端倪。

　　2011年，杨义先生发表《庄子〈秋水〉考释》和《马王堆帛书本与〈老子〉经典化过程》两文。文题中的“考释”“过程”二词，正表露了他的旨趣与方法。他的“考”，有的结论确凿，有的尚属推测。“释”，则讲求立体的综观。对他来说，“史”要有代表性，要对理解全局有意义。他在分析“重绘”学理时所举史诗、神话、萨都剌、刘三姐等例子，都是如此。

　　与“大文学观”相关的“地图”概念并非没有缺陷。为避免“文学地图”被望文生义地理解成平面图绘，即过于重视空间结构及地理形态，杨义先生一再强调，要在“知识型文学史”中增加智慧成分，形成知识和智慧“共构”的文学史。这反映了他见解的弹性和通达。

　　杨义先生认为，任何“大”都包含或意味着“小”。不起眼的边缘人物、看似寻常的文学现象，以及创作、出版过程中的细节（如装帧、插图等），经常成为他阐释的焦点。他在《庄子会通》中说，这是些“生蹦活跳的文化精灵”，有值得打开的“学术视境”。

　　杨义先生对纯文学观、杂文学观均有肯定，并不因提倡新观而否定旧观。在他的设想中，“大文学观”是开放的、理想的未来文学观的代名词。因此，每位研究者都可以基于自己对“大文学观”的理解，投身文学史的研究撰述或当代文学的批评实践。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以来，作家、批评家基于新的文学现实，开始重提“大文学观”，力图将其理论活力再度激发出来。这肯定是杨义先生所乐见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