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先生（1891—1977），《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译者，中国现代修辞学之父、语文现代化的先驱、现代新闻教育的开拓者之一。苏步青称赞他：“传布共产党宣言千秋巨笔，阐明修辞学奥蕴一代宗师。”

　　译介《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先生在留日期间关注俄国十月革命，结识了河上肇、山川均等日本进步学者，阅读他们译介的马克思主义论著，“逐渐认识到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于是“同他们一起积极开展十月革命的宣传和马列主义的传播活动，热烈向往十月革命的道路”。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望道先生立即回国。1920年早春，他应上海《星期评论》邀约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他拿到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后，为了译文准确，又委托陈独秀先生从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先生处借来英文版，用以对照。他带着两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回到家乡义乌分水塘村。“高高一池塘，滢滢三千方。西流泽义乌，东灌润浦江。”他在一间简陋的柴房里，以门板为桌，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为了节省时间专心译书，一日三餐和茶水多由母亲递送。一天，母亲给他包了些粽子当点心充饥，还带来一碟红糖。过后，母亲在外面大声提醒：“吃粽子要蘸些红糖，你吃了吗？”屋内连声应道：“吃了吃了，够甜，够甜的了。”然而，当母亲进屋收拾时，只见儿子满嘴墨汁，红糖却丁点没动。原来，他只顾心无旁骛地字斟句酌，竟浑然不觉地将粽子蘸着墨汁吃了下去。“真理的味道非常甜”，这甜，根本不是红糖，而是他沉浸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真理。4月下旬，译稿完成，“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把彼底全文译了出来”。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首个完整中译本诞生了。全文用白话文译出，保留了一些专有名词的英文，还添加了部分名词的释义。不久，《星期评论》邀他担任编辑。他赶赴上海后却逢《星期评论》被当局查禁，《共产党宣言》汉译本还未及刊载。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汉译本经校阅，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由上海又新印刷所承印1000册，成为第一本公开发行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书的封面是马克思微侧半身肖像，用水红色印出。由于排版疏忽，将封面书名错印成“共党产宣言”，遂于9月印行第二版1000册，并改正了书名，封面也改用蓝色印刷。鲁迅先生读过陈望道先生寄赠的译书后称赞，这个工作做得很好，是“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并回赠自己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以示答谢。

　　这一译本的问世，在先进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中引起强烈反响，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革命信仰的思想起点。《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推动无数仁人志士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陈望道先生在品味到真理的甘甜后，便以笔为枪，投身新文化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终生忠诚于党的事业，践行着自己“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的誓言。

　　投身语言学研究

　　陈望道先生响应时代召唤，孜孜追求真理，“适应时代的，才可以叫做真理……我们以为青年做人，决不可存一种懦怯的心理，因为一些些儿风吹草动，就裹足不前；仍旧应该图谋发展的”。他刻苦求索，自称“我是在农村读国文，绣湖学数学，金华攻理化，之江习外语，到了日本，则几乎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无不涉猎”。最终，他从“一时泛览无所归，转而逐渐形成以中国语文为中心的社会科学为自己的专业”。

　　他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学术研究，在语言学等多个领域均卓有建树。他在复旦大学开设作文法研究、修辞等课程，系统研究中国语文文法、写作、修辞等。他于1922年出版的《作文法讲义》，是我国“第一部讲解白话文作文法的专书”。1923年，他在课堂讲义的基础上编订《修辞学发凡》。历经十余载辛劳探求、数易其稿，1932年《修辞学发凡》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后又数次再版。该书广泛收集材料，对汉语中的各种修辞格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总结，兼顾文言和白话，打破了白话文不能修辞的保守偏见，是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郑子瑜认为，“真正不顾复古派的对抗，采用由东方传入的科学方法，彻底将中国的修辞学加以革新，把中国各种修辞现象做过归纳的工夫，写成了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专书的，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修辞学家陈望道。”这部系统阐释修辞学的专著，既有对古代修辞遗产的继承，也有对他国修辞成果的借鉴，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体系，对于后世研究修辞学，以及了解古典文学和练习现代文写作，大有裨益。1956年元旦，毛泽东在接见陈望道时曾谈及读了《修辞学发凡》，称赞他“写得很好”。

　　他倾力推动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化，始终将语文问题置于民族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高度来审视。他曾指出：“中国语文问题常与中国的国运连同升降，每逢国运艰难，就有无数远见的人士关心语文问题，誓愿扫除文盲文聋，而要真正解决语文问题扫除文盲文聋乃至建立科学的语文教学法也有赖于科学的文法学的建立，故于本书印行以后我就从事中国文法学的研究。”1934年，他和叶圣陶等人发起“大众语运动”，以回应“文言复兴运动”，提出“总要不违背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的条件，才能说是大众语”，指出“要建设大众语文学，必须实际接近大众，向大众去学习语言的问题，单单躲在书房里头不同大众接近，或同大众接近不去注意他们的语言，都难以成就大众语文学作家”。他努力为推行白话文建言献策，在鲁迅的支持下创办《太白》杂志，促进现代汉语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参与中国文字改革工作。1955年，他在复旦大学发起成立的“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成为全国高校首个语言研究中心。

　　躬耕新闻教育事业

　　陈望道先生一生与新闻结缘，扎根教育和新闻沃土，播撒新思想的种子。他在浙江一师指导学生创办的《浙江新潮》，是浙江最早的先进刊物之一。除了《新青年》，他还编辑、主编过诸多刊物，如《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妇女评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内部刊物《共产党》，工人刊物《劳动界》《妇女周报》《黎明》《太白》等，创办上海大江书铺，发行《大江》月刊。他借着这些追求真理的阵地，躬耕于救国救民的新闻实践。

　　1924年，他在复旦大学开设“新闻学讲座”。1942—1950年，他担任复旦新闻系主任，提出“好学力行”，主张学行并重，勉励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见世面、炼品性。他鼓励学生为真理而奋斗，“我不教学生做绵羊，我教他们做猴子”。1943年，他恢复运行1931年成立、1937年复旦大学西迁时停办的复新通讯社，并亲任社长，在其鼓励下学生实习稿件常被各报刊采用。为更好地促进学以致用，1945年他筹建了新闻馆，打造教学实习基地，复旦新闻馆享有“天下记者家”之美誉。

　　他坚持教书育人并重。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开设“应用社会学”课程，授课教师在课中认为中国社会只有小贫大贫之分，没有阶级之分，也不存在阶级斗争。同学们轮番质疑：“资本家有工厂，工人一无所有，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谋生，这是不是两个阶级？……怎能说中国社会没有阶级？”授课教师难以应对，辞课而去。接任者讲到中国社会时，承认中国存在阶级，但不承认有阶级斗争，主张阶级关系可以调和。面对学生们接二连三的追问，接任者辩解几句后也辞职离去。陈望道先生既理解又担心学生，便推心置腹地劝导他们：“你们这样做，很不好，不但对学校不利，对你们自己也不利。”1949年，他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至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他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首任校长，直至病逝，为新复旦大学的建设发展鞠躬尽瘁。

　　陈望道先生于青年时期接受马克思主义，毕生矢志不渝投身文化教育事业，“宣扬真理，改革社会”，用追求进步、实践真理的一生，品味、传播真理的甜，在马克思主义真理指导下推动民族进步和国家发展。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