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云：“静恭尔位，好是正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这是《诗经》中常常被后世学者引用的诗句，前句是说人应严肃恭敬地对待自己的职位，应喜好和修持正直的品德；后句更加形象，以周代如砥石一样平整和像箭一样端直的道路为譬喻，形容人的心胸宽广、坦诚、正直而无私。由此可见，“正直”，从上古以来一直都是被人喜好和赞赏、值得人们追随和效法的做人的优良品格与美好德行。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正直”不仅是一般人所应具备的美好品德，更应成为为官从政者必备的优良品格和美好政德。那么，究竟何为正直？对于为官从政者而言，其特殊的重要性又究竟何在呢？我们不妨先从字义谈起，考察一下“正直”在中国思想观念史脉络中的特殊政治含义。

　　“正直”释义。中国文字有着独特的魅力，造字皆深具意蕴。据《说文解字》：“正，是也。”“直，正见也，从乚从十从目。”徐锴曰：“乚，隐也，今十目所见是直也。”“乚，匿也……读如隐。”很显然，“正”就是“是”（对或正确）的意思，而“直”也就是“正见”（是或正确之见）的意思。而耐人寻味的是造字者用“乚”加上“十”和“目”构造成“直”字，真可谓匠心独运。通俗地讲，“直”的意思就是说，小乚，别看你隐藏得很深，但有十只眼睛看着你呐！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众目睽睽之下，你是无所隐匿遁形的。十只眼睛所看到的，那是不会错的，一定是真的和正确的。这就是所谓的“直，正见也”，而“正，是也”。

　　由上可见，所谓的“正”“直”或“正直”，仅从字义来理解的话，也就是要擦亮眼睛、看清事实真相，从而才能具备明辨是非的“正见”，能有“正见”即为“直”。故荀子曰：“是谓是、非谓非曰直。”而且，在荀子看来，能辨别是非者事实上也就是智，故曰“是是非非谓之知”，反之，“非是是非谓之愚”。就人而言，正直的人，一定是能明辨是非的人，也就是真正的智者。反之，是非不明，正邪不分，黑白颠倒，岂不愚蠢至极！用王阳明的说法，知是知非之“知”，其实也就是吾人与生俱来的“良知”。人生而为人，“挺然直立”而具“独立参天之雄姿”，竟至良知泯灭，不明是非，不辨曲直，岂非妄生为人！

　　毫无疑问，“直”与不“直”，关乎个人的人品问题，更关乎官员的官品和政德问题。个人的人品问题事小，而官员的官品和政德则事大，因为人心不直、官品不正，乃至官无品、政无德，邪正不分，是非曲直不明，歪风邪气盛行。要想官场风清气正，权力规范运行，实现优良治理，那实在是难乎其难的。正所谓“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

　　“公平正直”的王道理想与理国要道。中华民族有着未尝中断的五千多年文明史，之所以能够长期绵延而永续发展的秘密是什么呢？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这话实可用之于中华民族，亦即吾人对于中华民族，如有所赞誉，一定是中华民族确有丰富而灿烂的优良文化传统才能够日新其德、可大可久。说到底，从文明发端以来，中华民族便逐渐形成了“直道而行”的优良行为传统。不仅“直而温”被看作个人应具备的优良品格，而且“正直”更被视为作为“治天下之大法”的“洪范九畴”中第六畴“三德”之一，甚至是王道理想的根本原则，正所谓“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作为王道理想或者是理国要道，公平正直在后世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和推崇。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公平正直的美好政治理想，又如何将这一理国要道真正落在实处呢？没有别的办法，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首先在选人、用人上一定要“举直错诸枉”而不是“举枉错诸直”。

　　孔子弟子樊迟问孔子何为“知”（智），孔子答以“知人”。樊迟不明白孔子这话的意思，孔子进一步解释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还是不明白，就向子夏请教，子夏说：“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意即：孔子之言是多么深富远见卓识的意义呀！舜治理天下，从众人中把正直的皋陶选拔出来加以重用，那些不仁的人便都远去了。商汤治理天下，从众人中把贤能的伊尹选拔出来加以重用，那些不仁的人便都远去了。这就是所谓的“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反之，“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说到底，平治天下、治理国家的根本要道实不外乎此，那就是：选拔举用正直而贤能的人，自然也就能使那些邪枉奸佞之徒心生愧耻而变得正直了。正唯如此，故当鲁哀公向孔子咨询：“何为则民服？”孔子毫不犹豫地答：“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直道在人”的优良官品与士节。我们还可以接着孔子的主张进一步深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治国理政为什么一定要选拔任用为人正直的官员呢？或者，治国理政者为什么一定要要求为官从政者具备正直的官品和政德？

　　其实，道理很简单，那是因为唯正直之士能够秉持公心，坚持原则，正言直谏，遵循道理而行。正所谓：“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公心不偏党也。”“正直者，顺道而行，顺理而言，公平无私，不为安肆志，不为危敡（通‘易’）行。”“以正辅人谓之忠，以邪导人谓之佞。夫怫过纳善者，君之忠臣，大夫之直士也。”但是，如果官场混浊、言路壅塞的话，那么结果只能是“世之直士，其寡不胜众，数也”。不过，正如张养浩所说：“正直亦有时而被祸者，君子以为不幸；奸邪亦有时而蒙福者，君子以为幸。一以为幸，一以为不幸，则其是非荣辱不待别而可知矣。故节义者，天下之大闲，臣子之盛德，不荡于富贵，不蹙于贫贱，不摇于威武。道之所在，死生以之。”

　　不管怎样，唯有选拔任用“直道而行”的好直之士或正直而贤能的官员，国家的优良治理才是可望可期的。舜之所以选拔举用皋陶为士，是因为皋陶正直而执法公正，正所谓“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汤之所以选拔举用伊尹，是因为伊尹贤能而富有事业心和责任感，正所谓“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如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为官须正直，为士要有节。故自秦以来，对为官从政者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务必“精絜（洁）正直”。吕本中亦明确讲：“当官之法，直道为先。”吕坤在《吏品》中更申言道：“士君子生天地间，七尺之躯，等于二大，六合之事，任于两肩，须有正大胸襟，劲直骨力……若奔走以为恭，奉承以取悦，观眉睫为应对，不顾是非，探意指为从违，惟徇喜怒，钻刺势力门墙，开创污辱径窦，富贵利达，岂不坐致？而品格最卑卑矣。是曰谄谀之吏。”

　　总而言之，官有官品，士有士节，为官从政者不以个人得失功名为念，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正确政绩观为指引，“直道而行”，国家才能真正实现良政善治的远大目标。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