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敦煌地方州县学教育遵循儒家思想和统一的教育体制，既反映了唐五代地方教育的兴盛与普及，也为人才储备作出贡献，促进了地方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相关第一手资料可参考敦煌文书《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编号S.2593、P.2005、P.2695、P.5034。其中，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了州学、县学的地址、相对位置及规模：“州学，右在城内，在州西三百步。其学院内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内有素（塑）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县学，右在州学西连院。”P.5034《沙州地志》亦记载了寿昌县学的情况。可见沙州及其属县的州县学设置完备，尤重经学教育。敦煌州县学学生在学习识字、知识、德行、文学类儒家蒙学教材的基础上，系统接受以科举必考经典《论语》《孝经》为代表的传统儒学教育，促进了当地社会教化与治理。

　　以“大一统”为总体方向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思想源远流长。《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继言，“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思想丰富、多元互补，共同维护了王朝统治秩序。

　　“大一统”作为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代表了治理思想的最高目标和总体方向。据王再承的研究，“大一统”最早的理念即“天下观”，以血缘与宗法观念构筑秩序根基，以“华夷一家”维护民族融合。“大一统”强调“正统”，规约制度文化、礼仪风俗与“君德”，饱含家国情怀，通过潜移默化实现思想教化与自我认同。由《唐会要》收录的开元二十一年（733）敕令“许百姓任立私学，其欲寄州县受业者亦听”可知，开元年间，唐玄宗鼓励民间兴办私学，积极接纳百姓子弟到州县学就读，扩大了地方教育受众，有助于人才培养，亦增进了民众在政治、文化教育层面对“大一统”的认同与感悟。

　　S.173《李陵与苏武书》以李陵、苏武等历史人物故事教育学生做忠孝节义之人，要热爱自己的国家，充分体现出州县学教材的价值观取向。张氏、索氏、曹氏相继执掌归义军的两百多年间，“归义”向唐的家国情怀根深蒂固、深入人心。出身敦煌州县学学生、张氏归义军政权建立者张议潮心怀归唐之志，起兵驱逐吐蕃势力，派遣兄长张议谭等人入唐廷告捷并献上瓜、沙等11州图籍，奉中原王朝为正朔，让失陷近百年的故土重归唐朝统辖，这与张议潮在州县学中接受的大一统理念、忠孝伦理、道德规范教育紧密相关。

　　以“民为邦本”为治理基础

　　《尚书》云 “安民则惠，黎民怀之”，以“民为邦本”为代表的民本思想生动阐释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的人文主义，与民生忧乐乃至社稷安危紧密相连。唐代重视教化育人对安民理政的作用，对官学入学年龄作出制度化规范。据《新唐书》记载，“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学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这一年龄段正是人生观、价值观养成的关键时期。

　　《周易·蒙卦》强调“蒙以养正，圣之功也”，敦煌州县学充分利用当地师资力量和童蒙读物，注重德行教育，宣扬儒家伦理，为学生树立规矩与典范，涵养浩然正气，既为民众的成长提供助力，也为社会治理厚植根基。与敦煌州县学有关的一系列兴学措施表明，敦煌州县学秉持蒙以养正理念，引导地方民风，成为民本治理的重要载体。

　　在教化内容上，敦煌州县学教育承载崇德向善、安民治世的价值导向。敦煌文书中有九篇《古贤集》咏史蒙学著作，是中晚唐民间教育者精选古代诸圣贤事迹撰写的长篇歌诗，推崇勤学、孝友、诚信、忠贞等优良品德。文末“集合古贤作聚韵，故令千代使人知”，为州县学的年轻学子树立了榜样和标杆，彰显了重视民众德行教育、夯实治理基础的朴素愿望。

　　敦煌学郎的教材品类丰富，注重通俗性和实用性。既有《千字文》《开蒙要训》等识字名物类书籍，又有《百行章》《崔氏夫人训女文》《太公家教》等道德教化类书籍，还有《书仪》等应用文写作指导类书籍，以适应学生的差异化需求，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以“修齐治平”为奋斗目标

　　《大学》曰：“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敦煌州县学以此为理念，从办学目的、课程典籍、师资配置、生源结构方面，助力学子的知识习得和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以“修齐治平”为价值追求，为地方人才储备提供了有力支持。

　　唐代将“九经”及《论语》《孝经》确立为官学学生必读书目和主要教材。敦煌文书中有诸多相关写本，P.3783《论语卷第五》文末有州学学士郎张圆通的题记：“文德元年（888）正月十三日敦煌郡学士张圆通书。” P.3369a《孝经白文一卷》文末有“咸通十五年（874）八月五日沙州学□索什德”的题记。P.2578《开蒙要训一卷》文末有“天成四年（929）九月十八日敦煌郡学士郎张□□□”的题记。敦煌所出多件经学写本都与科举考试相关。敦煌文书中还有12部以《孙子算经》为核心的算经写本，包括“九九乘法表”，还涉及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田亩丈量、赋税计算等民生问题。以上各类材料相辅相成，有助于培养从事社会治理具体事务性工作的人才。

　　敦煌州县学教育培养出大批胸怀济世理想的治理人才，归义军时期的翟奉达便是典型代表。“躯体堂堂六尺余，走笔横波纸上飞。执笔题篇须意用，后任将身选文知。”这首诗出自北新836文书《毛诗诂训传卷十六》背面的《逆刺占》卷末，是翟奉达三首述志诗中的第二首。文书卷末记“于时天复二载（902）岁在壬戌四月丁丑朔七日，河西敦煌郡州学上足子弟翟再温记”，姓名旁注“再温字奉达也”。翟奉达是归义军时期州学的上足子弟，此诗是其为河西敦煌郡州学学生时所作，写出了青少年时期的年少飞扬和意气风发与他努力追求学业精进的心路历程。他后来历任归义军节度使押衙行军参谋银青光禄大夫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登仕郎守州学博士、朝议郎、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行沙州经学博士兼殿中侍御史等职。翟奉达青少年时期写下的三首述志诗，正是其以通过科举中第入仕为荣耀，树立“修齐治平”人生抱负的直接体现。

　　综上，唐五代敦煌州县学教育始终贯穿“大一统”“民为邦本”“修齐治平”等治国理政理念。州县学中的学子在青少年时期打下了坚实的思想伦理基础，成年后成为敦煌归义军政权、军队中的重要力量，保障了地方社会治理的有序推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敦煌文书中的乡法及社会治理研究”（24FZSB03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