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统治者主持编纂的《大清一统志》，集历代一统志之大成，体例完善、内容翔实，“备载天下山川、郡邑、政事、风俗”，充分彰显了清代“大一统”格局。《大清一统志》在内容框架、编纂体例等方面多承袭、参照前朝典籍，其编修目的亦与《大元一统志》《大明一统志》一脉相承。不过，与二者仅单次编纂不同，《大清一统志》自康熙朝始修，历经乾隆、嘉庆朝两度重修。三版《大清一统志》的内容及其变化，清晰呈现出大清疆域版图的动态变迁与最终定型，既充分昭示了清代疆域版图之盛，塑造了统一多民族政权疆域版图广阔的空间观念，又进一步凸显了清代统治者的“疆域一统”观与边疆治理智慧。

　　“汉继一统”的弱化

　　“大一统”观念滥觞于先秦，其明确文本表述首见于《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一概念自产生以来便蕴含着天道秩序与人事政治双重意涵：既关涉历法正朔，又暗含尊卑之分。因此，以华夏民族传统“华夷之辨”观念为基础的大一统叙事多以“汉继一统”为核心逻辑，强调华夏民族的正统传承谱系。清代统治者突破了这一传统华夷认知框架，特别是雍正帝“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分别也”的主张，直击传统“华夷之辨”的核心。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的“中国臣民”这一整合性概念，更是用“中国”与“非中国”的区分，取代了原本的“华夷之别”，从根本上解构了传统“华夷之辨”的核心逻辑，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的发展。

　　以这一观念转变为基础，与《大明一统志》强调“恢复中华”的大一统叙事逻辑不同，《大清一统志》在充分展现清廷疆域版图之盛的同时，有意识地淡化了其中有关“华夷”的内容。尤其是康熙朝《大清一统志》开篇即载明“朕缵绍丕基，抚兹方夏，恢我土宇，达于遐方”，明确将疆域拓展与政权正统性直接关联。此举不仅摆脱了传统“华夷之辨”观念下满洲统治者民族出身对政权合法性论证的制约，而且有效强化了自元代开始突出强调的以疆域叙事支撑政权合法性的正统论证逻辑。由此，疆域完整性与治理有效性在正统性论证中的作用凸显，“多元一体”的疆域认知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成型并进一步强化。

　　中原与边疆并重的书写格局

　　在统治者弱化“汉继一统”，转而突出“疆域一统”的叙事逻辑下，《大清一统志》突破了传统志书“重中原、轻边疆”的书写局限。《大清一统志》不仅通过增设边疆统部的体例创新，将边疆区域纳入大一统政权疆域的完整叙事中，更通过对边疆地区地理沿革、山川形胜、职官建置、民族风俗等内容的翔实记载，打破了视边疆为“化外之地”的传统认知，构建起边疆与中原一体的疆域图景。

　　康熙朝《大清一统志》首次设立“外藩蒙古统部”，成为清代官修志书突破传统疆域叙事的标志性举措。此举也与彼时疆域统一与边疆治理实践密切相关。康熙三十年（1691），喀尔喀蒙古正式归附清朝。而“外藩蒙古统部”的设立，正是对这一政治实践的叙事强化，标志着蒙古地区正式被纳入清朝大一统政权的疆域体系。书中对于蒙古诸部的牧地范围、疆域归属、札萨克旗名、王公世系等情况的详细记载，更是打破了传统志书将边疆部落视为“异域”并进行简略描绘的书写范式，初步构建起“疆域一统”的书写格局。

　　这一书写格局也在后续版本的修纂中不断强化。乾隆朝进一步完善边疆统部体例，增设“西域新疆统部”，将新疆地区正式纳入大一统政权的疆域叙事体系。“西域新疆统部”共七卷，详细记载了新疆各地的建置沿革、山川形胜、职官屯田、风俗物产，其详尽程度甚至超越同书对于部分中原府县的记载。由此，《大清一统志》中原与边疆并重的书写格局基本定型，边疆与中原一体的“疆域一统”认知得到进一步深化。

　　嘉庆朝增设“乌里雅苏台统部”，通过对乌里雅苏台地区的地理范围、职官建置、部落分布、边防设施等内容的详细记载，进一步将外蒙古地区全面纳入大一统政权的“疆域一统”叙事体系。此举在充分彰显中央政权对北部边疆的有效统辖的同时，也标志着清代疆域版图书写格局的最终定型。至此，中原与边疆一体的大一统版图在文献与思想观念层面都实现了完整建构。

　　疆域界定的明晰化

　　除叙述逻辑和书写格局外，《大清一统志》对疆域界定的明晰化，同样体现出清代统治者“疆域一统”观念的持续深化。尤其是“分野”叙事的拓展与“晷度”之法的应用，充分展现了清代统治者日趋明晰的疆域意识。

　　“分野”之法起源于战国，其核心是以星宿对应地土，通过不同星区表达地理空间位置。康熙朝《大清一统志》将此法的应用拓展至东北、蒙古等边疆地区，通过“天地对应”的传统政治地理逻辑，强化了清廷对边疆地区统治的合法性论证。如“外藩蒙古统部”中以“天文昴、毕及尾、箕分野，躔大梁、析木之次”明确界定了长城以外蒙古诸部对应的分野区，将蒙古五十一旗完全纳入华夏民族传统分野体系，确立了蒙古地区与中原一体的属性。此举也无疑凸显了统治者渐趋强烈的大一统思想。

　　不过，随着清代疆域的进一步拓展，乾隆朝已出现“以二十八宿主十二州，分配无余，此外更当何属？”的质疑，传统分野叙事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更先进的“晷度”之法开始为统治者所采用。此法立足实地勘测数据，是古代“日晷”观测与明末传入的西方天文学融合而成的地理勘测方法。“晷度”之法与传统依托“天人感应”，结合想象来定义地理方位与范围的“分野”之法形成鲜明对比，打破了后者疆域界定模糊笼统的弊端。

　　嘉庆朝重修《大清一统志》，着重强调“晷度”之法，将其用于新疆和乌里雅苏台统部的书写中，精确测量了相关地区的纬度、昼夜长短等数据，进一步明确了区域地理归属。更为重要的是，嘉庆朝《大清一统志》还运用“晷度”之法准确界定了疆域的“四至八到”，划定清朝政权版图的地理边界，并以各边疆统部治所为核心，详细标注了与周边地域的距离与方位，实现了疆域版图更为精准的界定。

　　清代统治者对于疆域版图的明晰化、规范化厘定，极大推动了“模糊天下观”向“清晰疆域观”的转型。“天下”已不再是士人阶层想象中的、泛化的政治地理概念，而是经由精确地理勘测清晰划定的、具有明确边界的大一统疆域实体。而《大清一统志》对于实勘数据结果的明确记载，不仅为清朝大一统政权统治合法性论证与边疆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从思想层面巩固了清代“疆域一统”的实践成果，更为后世领土确权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总而言之，《大清一统志》对清代大一统政权疆域版图的官方书写及其动态调整，蕴含着“一统无外之盛”的疆域理念。其中原与边疆并重的书写格局，打破了传统“华夷之辨”的观念局限，构建起“华”“夷”为一家的“中国”疆域格局，为中国近现代统一多民族疆域格局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此外，该书还通过官方地理叙事，将蒙古、西藏、新疆等广大边疆地区明确纳入国家疆域版图，从认知层面构建了明确、统一的大一统政权版图认知。此举在显著增强“疆域不可分割”的一体意识的同时，实现了传统“天下观”模糊的疆域认知向“疆域一统观”清晰的版图界定的重要转变，深刻影响了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认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大一统的历史演变、制度建构及其治理实践研究”（23&ZD23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