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诗（文艺）与哲学都非常关注人的教化，但对于如何实现好的教化，则存在激烈纷争。在《理想国》《法义》等诸多作品中，柏拉图严厉批评了传统诗人，诗与哲学之间看起来充满张力。然而，柏拉图也称赞荷马是最伟大的诗人，教育了整个希腊。柏拉图指责诗人的主要原因在于，诗作过于看重快乐，易导致过度娱乐化和自由化，甚至引发人伦和政治的失序。显然，柏拉图深谙人世生活离不开诗或文艺，大多数人乐于观看各种迷人的作品。诗教对人从小就有深刻影响，诗人也与传统宗法的形成密切相关。实际上，古希腊哲人并非要完全剔除文艺要素，而是从根本上思索“诗教何为”“诗艺应求乐还是求德”等重要议题，由此来探究如何塑造人的灵魂和德性。

　　诗教与快乐

　　诗与哲学之争源远流长，在古希腊诗人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中就已有所体现。在这部剧中，诗人放逐了哲人，火烧了苏格拉底的“思想所”。阿里斯托芬将苏格拉底塑造为不食人间烟火的自然哲人，吊在半空中凝视太阳、测量空气，整天研究天上的事物，而不关心地上的事情。喜剧《云》对苏格拉底提出两项指控，涉及渎神和败坏青年：一是将自然的云朵当作神，取代了传统的奥林波斯诸神；二是教年轻人诡辩术，不仅用于赖账，还用来证明殴打父母有理，从而颠覆传统的孝道观念。年轻的苏格拉底显得过于关注自然和形而上学，而不留意政治事务、诗艺和实践，看起来不审慎、非政治且不具有诗性智慧。由此，诗与哲学在如何提供好的教化上形成了竞争。

　　在某种程度上，柏拉图的《理想国》回应了阿里斯托芬的指控。柏拉图提出修正诗歌，删除荷马史诗中那些关于冥府的可怕描述和过于哀伤的诗句，因为它们会让学习这些故事的年轻人无法自制、变得软弱。诗与哲学都关注灵魂和人的教化，但在柏拉图看来，诗只是在故事中表达自身，显得迷人有趣，并不探究灵魂的内在结构和自然目的。柏拉图哲学则结合了论证与神话（故事）、哲学与政治、疯狂与审慎、悲剧与喜剧，尽力引导人朝向德性。尽管荷马也非常重视人的善恶，描绘了各色人物，但他并非致力于认识宇宙大全和德性的本质，而是试图通过英雄和行动者给人带来最大的快乐。

　　柏拉图表示，诗人模仿的是幻象而非事物的原型，主要模仿人的血气与欲望，而不是人最高的理性部分。诗人们创作的音乐有的过于低靡，有的过于亢奋，应当剔除这类音乐，以净化人的灵魂，培育人对美的追求及灵魂的和谐。诗人们将快乐作为评判文艺高低的标准，这意味着，越能逗乐人的作品就越显得是好的作品。诗人让男女角色互换，各种乐器相混杂，哀歌与颂歌合用，实际上是借助这种新奇方式博得观众的欢笑（《法义》700d-e）。在诗人们看来，大多数人追求的是利益、荣誉、权力而非智慧。但柏拉图表明，爱利益、爱荣誉和爱智慧产生的三类快乐存在高低之分，爱智慧的快乐是用最高实体（知识、理智）来充实的，这才是真正的而非虚假的快乐。

　　柏拉图批评诗人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坚持文艺好坏的标准在于德性而非快乐。文艺作品固然要给人带来快乐，但关键在于如何让人形成正确的而非扭曲的苦乐感，以免造成灵魂的无序，让欲望主导整个灵魂。因此，诗歌要讲最优美、最高贵的故事，展现值得人效仿的整体德性。然而，诗人过多迎合观众的快乐、痛苦、恐惧等情感，刻画受苦者、罪犯或滑稽之人，从而呈现多样的人物与情节、强烈的激情和欲望，使人产生快感。在此意义上，诗人并非模仿具有最高德性和理智的好人，而是模仿各种有趣、迷人但品格较低的角色。柏拉图指出，正确的模仿应呈现灵魂的高贵和有序，有益于人形成好的性情。

　　柏拉图明确主张，好的文艺作品应当展示明智且正派的好人，最正义的生活是最快乐和最幸福的。因为，正义若显得与快乐和幸福无关，人们就会将最邪恶的生活当成最幸福的生活。唯有灵魂各部分有序运行，并追求智慧和真理，人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和愉悦。凭借不义手段获取的快乐只是表象，而灵魂内部充满恐慌——没有内在和谐的外在成功绝非真正幸福。因此，诗人应主要培育人们对美和高贵的热爱，注重培养灵魂的德性和有序，而不是过多受血气和欲望支配。

　　德性的培育

　　荷马史诗中的阿基琉斯是富有血气之人的典型代表，荷马将其树立为值得年轻人效仿的英雄。但柏拉图认为，这一典范存在缺陷。因为，阿基琉斯最突出的品质是其血气而非理性，勇敢而非智慧，他看起来过于热爱自己的东西。如果将阿基琉斯作为教育城邦护卫者的榜样，就要着重训练他们的血气以培养勇敢德性。但在柏拉图看来，勇敢是单一且较低的德性。血气是道德义愤的根源，高贵的血气能使人捍卫母邦、氏族和家庭，敢于与敌人和坏人作斗争。但低劣的血气会沦为泄私愤和复仇，甚至杀人犯罪。诗人应尽可能纯化公民的血气，将野蛮的血气转化为真正的勇敢，并追求全面的德性。

　　有别于传统诗人强调勇敢在于奋勇杀敌、追求荣誉，柏拉图表示，勇敢是一种坚守精神，即坚守法律借助教育给人培植的信念：无论在痛苦、快乐、欲望还是恐惧中，对于什么可畏、什么不可畏，都要始终恪守正确的、合乎法律的信念，并遵守理性的告诫（《理想国》429c-d）。音乐（文艺）和体育教育可用来培育这种勇敢精神，使城邦的护卫者最坚定地信守法律，牢牢秉持关于可畏和不可畏之事的信念，使其在灵魂中永不褪色。勇敢者应当不畏惧敌人、各种痛苦和艰辛，还应当对礼法、诸神、祖先、统治者、伟大之人保持敬畏。质而言之，勇敢不仅在于征服痛苦和恐惧，而且需抑制快乐和欲望，亦即包含节制的德性。这样的勇敢者就不只是尚武之人，仅懂得在战场上厮杀，而且能正确对待快乐与欲望。因此，诗与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于，激发人追求健全的德性与灵魂的有序。

　　诗人更关注作品的娱乐性，柏拉图则更看重对快乐和欲望的节制。他认为，灵魂中的理性、血气和欲望三部分应当和谐相处，且其他部分应该由理性统治，不发生内讧而违背理性（《理想国》442c-d）。这意味着，节制的人不能放纵灵魂中的欲望和求取快乐的部分，使之主宰灵魂中的理性部分，肆无忌惮地追求快乐的满足。节制还要求人有自知之明，充分认识自己的本分，懂得城邦应该由谁来统治和被统治，以免城邦陷入混乱和无序。节制是贯通诸德性的德性，智慧（哲学）、勇敢、正义都需要包含节制。好的文艺作品应描绘人的完整德性，而非仅重视人物和情节的趣味性或单一的德性。哲人苏格拉底将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集于一身，才是最值得人效仿的典范。

　　不过，柏拉图对诗人的深刻批评，并不表明他敌视所有诗人和文艺。他的哲学对话体也具有戏剧的形式，经常采用神话、比喻、反讽、劝谕等戏剧手法。柏拉图清楚，诗教对人的灵魂和政治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他真正反对的是把满足快乐和欲望作为诗艺的最高追求，而坚持诗教应着眼于德性的培育，即求善、求真、求美而非求乐，文艺作品应尽可能描绘最好的生活方式和灵魂秩序。总体而言，诗与哲学都要指向人的完善、快乐的适度与中和之美，以激励人不断求索灵魂的卓越与完美。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地中海文明与古希腊哲学起源研究”（23&ZD23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暨马一浮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