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学在新时代的兴起，关联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也意味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努力推进中华文明的赓续和开新。文明的开新并不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而是“新故相资而新其故”的过程，这既要求中国古典学的登场，也为中国古典学确立了光辉使命。

　　中国现代人文学术的主要分支在民国时期已经大体确立，中国古典学术的研究如传统的四部之学，被文、史、哲诸学科接收，而且是以文学史、哲学史等广义的史学立身的，作为一门学科的古典学则长期缺位。何以如此？一个可能的解释与中国现代转型相关。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社会与学术都面临着从文化、文明意义上的“天下”转型为政治权力单元的“民族—国家”的过程，转型的目的在于进入现代世界体系，并在其中获得一席之地。这与救亡图存背景下“保种”“保国”成为全民族的优先事项密切相关。为了进入现代世界体系，民族与国家的自我保存必须以成立“民族—国家”的方式进行。“天下”的退隐、“民族—国家”的建构，与王国维所谓最深层的秩序危机——“道出于二”——相关，“民族—国家”背后并非没有文明意义上的“天下”，只不过支撑它的是近代的西方“天下”——西方的现代性之道。当西方之道及其承载的文明走上前台，中国之道及其文明则隐入背景，位于“民族—国家”背后一显一隐的两种“道”的冲突竞合，构筑了晚清民国以来最深层的张力结构。

　　在“道出于二”的状况下，西方天下观被引入并主导了现代性的解释权，这一度致使支撑中国现代化叙事的是以未来为中心而组织过去和现在的现代历史性体制。光明而完美的未来被设置为历史的终点，与此相应，中国的“古典”蜕变为“古代”的“国故”，无论是这里的“古”还是“故”，都只是必须摆脱、告别的对象，即作为现代化的障碍物而被设置，不再具有典范意义；“古典”之“典”的维度被解构，剩下的只是作为阻碍物和革命对象的陈迹。这也是中国的现代化在早期呈现为以新文化、新天地、新国、新人话语来表述自己，并坚定地与旧文化、旧世界、旧国、旧人决裂的原因。在这一语境中，中国古典学自然不可能成立。更关键的是，“道出于二”的困境使得古今之异被等同于中西之别，西方之道被视为“今”乃至“未来”，古典中国之道则被视为“古”。这使得晚清民国以来诸种现代化尝试，都不得不以文化和文明的自我否定的方式来重获国族之新生。这就是内在于早期中国现代化中的古今张力。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和国家的意识深入制度、生活与人心，现代中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动员和组织能力。以此为基础，改革开放获得了巨大成功，中国崛起为世界性大国，深度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诸多层面。在这种情境下，中国的发展已经不再纯粹是中国内部的问题，而是同时关联着世界整体。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乃至人类问题深刻交织在一起。在“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之时，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克服文明隔阂，主张文明互鉴，中国内部的发展也被定位为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五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和文明意义上的“天下”形成融合。

　　在现代中国的自我理解过程中，中华文明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一度被挤压在背景深处的“天下”从隐性状态走向显性状态。更重要的是，大国竞争不得不调动超出民族和国家之上的文明层次上的资源，从外部推动了对中国古典文明意义上的“天下”的认同。中国的古典文明也不再是近代处境下被解构和革命的对象，不再被安置于“中国”的外部，而是内在于“中国”之中，并且构成界定“中国”本质不可或缺的维度。在新时代，“天下”重新走上前台，与“中国”相互支撑、彼此充实。

　　新文化运动以来，以“反封建”“打倒孔家店”等话语展现出来的激进态度，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确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在“第二个结合”的精神指导下，古今问题不再与中西问题捆绑，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论根基并非西方之道，而是中国之道。古典文明不再是负担，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资源。“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中国性”、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性”，都无法脱离中国古典文明的深厚土壤。

　　于是，作为学科的中国古典学的出现也就不再偶然。尽管其学科化和建制化尚在发展过程中，但它仍然关联着中华文明以整体性知识的方式建制化回归。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一桩“大事因缘”，中国古典学的兴起与古今问题的新理解密切相关。中国古典学绝非与价值无涉的关于古代文明的系统化知识，而是中华文明叙事最重要的表达形式。作为中华文明的自我理解和阐释方式，中国古典学以服务于文明的继承与开新为崇高使命。基于现代处境重新解释和活化中国古典，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一方面，要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重释中国古典，另一方面，也要以古典文明的智慧充实中国式现代化。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阶段，文明与文化的维度深刻影响了“中国”内涵的界定，源于古典的文明意义上的“天下”从背景走上前台。地理、民族、国家、文化等多重维度交织融合，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不再彼此隔绝，而是共同构成文明意义上的中国。中国自身就内蕴着“天下”的向度，必须以超出政治实体的文明形式，承担起作为世界性大国与天下型国家的责任。

　　在这一语境中，中国古典学的兴起恰恰构成一种媒介，连接起古典与现代、中国与天下。与西方古典学仅仅专注于西方自身的古典研究不同，中国古典学自其开端就包含了多元文明的视野，既以中国古典研究为主体，又将西方古典、印度古典等纳入视野，在中外古典的互鉴和互释中确立自身。就此而言，中国古典学既以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实践及其经验和智慧为根基，又因吸收并扬弃了其他民族的古典而成为世界古典学在当代的重要代表。总之，新时代兴起的中国古典学，作为直面中华文明的起源叙事与整体叙事的系统性知识，承担着文明继承与开新的重任；它绝非被封闭在古代中国的学问，而是一种代表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华文明同呼吸、共命运的世界性学问。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