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古典学，首先要厘定当下语境中“古典”一词的内涵。它来自中国古代汉语，古人多言“稽式古典”“顺考古典”，皆指遵循古代的典章制度。“典”与“册”同一字源，《尚书·多士》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文解字》以“典”为“大册”。由于典章制度具有典范性和原则性，于是在早期中国的话语中就已形成了“典型”“典礼”“典籍”等概念，故《尔雅·释诂》认为“典、彝、法、则”等皆指常法。正是这些丰富的含义和指涉，使得西方具有高级、典范、经典含义的Classical在汉语（包括日语）中常被译为“古典”二字。尽管其所指与汉语不尽相同，但这是可以与西方的“古典”概念相格义的最恰当的词汇。通过现代汉语的应用与传播，古典以及古典学不断地现代化和多元化。

　　“古典型”的超越性

　　不同时代、不同文明、不同语言中的“古典”，其共性在于它的精神性，“古典”是人类文明的精神标识之一。黑格尔在《美学》中将古希腊雕塑作为人类精神和物质形式完满契合的“古典型”艺术，从而区别于两者不调和的“象征型”艺术以及精神超越物质的“浪漫型”艺术。这便是从古希腊艺术中抽绎出来的一种精神特质。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从历史文化的角度阐述了“古典型”的概念。他认为，“古典型”这一普遍的价值概念通过其特殊的历史实现又成为某种普遍的历史性风格概念。进而认为，作为文化繁荣时代形成的文化标识和普遍价值概念，“古典型”即“意指自身并解释自身”，因此它克服了与历史的距离。“古典”形成于遥远的古代，但它又是现代的，因为它是人类的精神源泉，包含着普遍价值，具有超越性。

　　和古希腊古罗马创造的“古典”一样，中国的“古典”也是通过成为精神标识流传后代的。而精神标识的形成，除了其自身内涵的丰富之外，必须通过不断地阐释和实践。孔子编定六经，就是从古代文明的典籍中选择、整理出一个具备丰富内涵和普遍价值的典籍体系。正如吕思勉评《文史通义》时所言：“六经虽固有之书，而既经孔子删修，则自有孔子所取之义。”孔子对礼乐文明也有深入的阐释，其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这里的“文献”，指的是古代的典籍和能够履践其义的贤人。六经、礼制经过不断地阐释与实践，都成了中华古典文明的重要精神标识。因此，古典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从时代出发，不断阐释、创发、实践“古典”所蕴含的精神和价值，赋予其新的内涵。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成为古典文明的“足征”者。

　　“古典文明”的精神

　　“古典”之所以成为人类精神标识，因为它是古典时代人类创造的伟大文明。西方史学界一般将“古典文明”的时期界定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500年，以区别于文明起源时期以苏美尔、古埃及、古印度、中国、克里特为代表的“古代文明”，认为“古典文明时代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欧亚大陆趋于整体化”，“到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汉帝国一起，连成了一条从苏格兰高地到中国海、横贯欧亚大陆的文明地带。”（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除了文明版图的扩大，人类的精神也起源于古典文明之中。这就是1949年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揭示的重要概念——公元前800—前200年，由中国、印度和西方形成的、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宗教和经典的“轴心时代”文明，这些文明也塑造着当今的世界文明。

　　其实，中国思想家比雅斯贝尔斯更早地阐述了这些文明的原初性和典范性的精神气质。早在1910年，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就以比较文化学的眼光提出人类的文化类型“有仪型他国者，有因仍旧贯得之者”，“通达之国，中国、印度、希腊皆能自恢彉者也。其余因旧而益短拙，故走他国以求仪型”。因仍旧贯，指依循深厚的文明传统，因此能够自我更新而光大。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也认为，“世界上的哲学大概可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又分印度、中国两系。西支也分希腊、犹太两系。初起的时候，这四系都可算作独立发生的。”总之，这些论述都指向古典文明之于人类的价值在于其精神性。这种精神性使“古典文明”区别于“只能意指自身”的“古代文明”而能“解释自身”，成为现代文明的精神构成因素。那么，中国古典文明的精神是什么？或许我们可以从诸子百家的宇宙观中抽绎出一种“上下求索”，不断探索“天人之道”的精神。儒家的“王道”、道家的“自然”、法家的“道法”、墨家的“天志”都是不同的“天人之道”，“非循一迹之路”，而能“与世推移”（《淮南子·要略》），这种精神激励着中华民族在不同的时代积极探求符合自身发展的康庄大道。

　　古典学的思潮

　　古典学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现代意义上的古典学（Classical Studies）是西方18世纪下半叶兴起的研究古希腊文明进而研究古罗马文明的学科，但可溯源自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旨在从古代文明中吸取反抗基督教神学的人文主义精神，并通过不断发掘、阐释古典文明遗产与近现代社会文化思潮相呼应，可谓西方思想文化运动的产物。梁启超认为，“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而有价值并且符合其时代要求的思想学术才构成“时代思潮”（《清代学术概论》）。当代中国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一方面，世界秩序的变化引发文明意识的兴起。自“冷战”结束之后，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等多个文明组成的全球政治格局存在着冲突的危险性，因而促进“文明对话”就更为必要。另一方面，持续发展的中国，必须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面对其他文明，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此外，科技的迅猛发展，已经催生了新的文明形态。保加利亚学者亚历山大·利洛夫认为，信息时代正在“建立一个现实的虚拟世界”（《文明的对话：世界地缘政治大趋势》）。我们真正进入了“立象以尽意”的时代，而这种文明的生成应该具备何种精神气质？这些变化迫切要求包括古典学在内的思想学术形成一个能够解释、反思、引领人类文明走向的“时代思潮”。21世纪以来，中国古典学已经从自发研究进入到学科建设的阶段，国学、经学、古典文献学、古典文学等学科和学术领域都出现了古典学的自觉或转向，哲学社会科学都可以凭借各自丰富的学术方法和理论，从古典文明的遗产中，汲取发展现代文明的宝贵资源，反思并回答它们留下的问题，比如，众所周知的古希腊“修昔底德陷阱”和中国的“兴亡周期率”等等，探求各个文明的前路。可以想见，提倡古典学可以让中国文化与文明的研究具备当代的自觉与世界的视角，更好地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做到“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