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学”的提出有着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自身逻辑。中华文明的复兴需要借鉴自身的古典资源。所谓中国古典学，不只是原始儒家的五经之学。在历史进程中，儒家内部在不断地自我调整，并不断地融入诸子、佛学甚至西学，以丰富自身，不断地应对新的时代问题而加以再阐释，在阐释中自我发展。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国古典学的发展，虽然也在不断地探寻源头，但不存在像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被掩埋千年那样的断裂，而是一部绵延不绝、像滚雪球一样不断演化的文化史。

　　晚清以来，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遭遇危机，“药方只贩古时丹”（龚自珍《己亥杂诗》）似乎不灵了，于是“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摩罗诗力说》），甚至有的人丧失了自信心，主张全盘西化。一时之间，中国传统文化被以西方文化为标准作价值重估，符合的就加以现代阐释，不符合的，就只有被放置在博物馆的资格。这种激进主义的态度，虽然有其社会历史背景，后来也得到不同方式的矫正，但总体上说，其动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经过西方文化标准筛选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其自身生产意义和思想的能力、主动应对现实问题的功能被严重削弱了。这导致了当代学人所感叹的中国人文学术患上“失语症”，中国学术界成了外来学术思想的竞技场，我们在解释中国历史文化、回应现实问题时，往往依赖外来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难以从自身的文明脉络中生发出具有主体性的思想创造。

　　质文相救，通变则久。当前，“中国古典学”热潮的兴起正当其时，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到新阶段提出的新课题。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是在匆忙应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冲击中起步的，新时代的中国人文学术应该摆脱应对西学的思维模式，立足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现实境况和未来理想，建构出中国人文学术的新范式。中国古典学理当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文化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思考和解决方案。从这个意义上来思考当代中国古典学，其中心任务是重建中国人的知识世界、价值观念和精神境界，即实现中华民族的共知、共识、共情。

　　共知。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共同的知识世界，在长期的历史和社会实践中，形成其对于自然、社会、自身的系统化认知，并在不断地演进成长。20世纪的中西碰撞，是中西不同认知系统的碰撞。中西交流促进了中华民族知识系统的全面革新，这对于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意义。

　　共识。各种文化在知识系统之上形成的思想意义体系，即所谓共识。主客二元论认为人是主体，世界是客体，心物二分，且相互对立，是认知与被认知、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其实，中国人自古以来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人与世界是一体相通的。《荀子·王制》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水火、草木、禽兽、人类之间既有实质性的不同，又是层层累积具有内在联系的。基于庄子、荀子知识系统上的认识论意义体系，推崇人类而不轻视万物，这与主客二分法是有区别的。古代中国在认识论上已经超越了主客二分，今天的中国文化更应该从中国古典文明的天人关系、物我关系论中获得思想启迪，重新建构人的意义世界和价值理念，以协调当代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共生关系。

　　共情。由知识系统和意义体系再进一步，形成文化中较为一致而稳定的情感态度，即共情，文化共情是人的精神境界的重要内容。自然界的东南西北方位、春夏秋冬四季在中华文化中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人们对之抱有不同的情感态度。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引起人们不同的情感倾向。这些东方文化的情感倾向与西方文化的情感是有差异的。中国文化中，人对家、国、亲、友的情感与其他文化也有所不同。这种共情是一种文化的精神乃至信仰的维度。随着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变，中华文化的情感态度也在逐渐演变。特别是进入数字和信息时代，文化情感也在与时俱进，但流淌在我们血脉里的文化共情基因从未消失，依然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行为选择。那么，如何培育当下中国人的共情？又该共何种情？可能是文学艺术和文化建设颇为紧迫的任务。对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最基本的情感维度甚至集体无意识，仍然需要加以发掘并进行文化阐释。中国古典学在重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信仰方面需要作出新的努力。

　　中国社会已经全面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古典文化也需要因宜适变，加以改造、创新和发展。在中西问题上，要纠正过去的以西释中，而应以我化人，以中化西；在古今问题上，既不能厚古薄今，也不能厚今薄古，而应关注古今相通相同的连续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基本路径。古人常说“儒之时义大矣哉”，今天同样可以说古典学之“时义大矣哉”。所谓“时义”，即因时制宜，随时变化。古典学决不能成为泥守古典的死学问，不能是乾嘉学术的当代翻版，而是要解决时代问题，参与新时代的思想理论建设。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