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仍被纷争、隔阂与技术异化的阴影所笼罩，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悄然浮现：人们是否有必要回望数千年前的古典世界？那些诞生于“轴心时代”的经典文本，那些关于正义、幸福、德性与秩序的古老追问，与当下究竟还有怎样的关联？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即将在希腊雅典拉开帷幕，在大会召开前夕，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中外古典学者，试图从他们的思考中寻找答案——古典学这一看似“无用”的学问，如何在复杂动荡的当代世界中，承担起它不可替代的时代使命？

　　何为古典  为何回望

　　要理解古典学的当代价值，首先需要澄清一个根本问题：什么是古典学？它仅仅是关于古代知识的总和，还是有更深的内涵？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给出了一个精到的界定：“古典学不是古代学。”虽然古典学研究涵盖古典语言学、文字学、文学、哲学、历史学、艺术学、考古学等多个领域，也涉及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但其核心是“典”，即在文明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起到奠基作用的经典作品。“古典学的核心研究范畴应该是那些传世经典文本，探究的重点是其中蕴含的奠定文明基本思想品性和内涵的智慧。”

　　娄林进一步解释说，作为既老且新的学科，古典学的独特价值在于尝试重新思考古典文本中的两种完整性：“一是人与世界之间的整体关系，二是人的内在完整性的可能。古典教育是要让人成长为更完整、更有志向和能力的人。”这一理解，将古典学与当代学科体系中日益细碎化的文史哲研究区分开来——古典学追求的并非知识的积累，而是人的整全。

　　那么，在技术迭代加速、信息碎片化的当下，我们为什么需要重读古典？娄林认为：“现代技术发展越迅速，我们很可能越缺乏充分认识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技术越发展，越需要人们用古典思想去探究什么是“人”，什么是人之为人而不可物化、不可技术化的东西。他引用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来提醒人们，人不能被切割为与世界、自然和他人脱离关系的孤独个体。现代社会过于技术化和疏离化的倾向，恰恰需要古典思想中那些关于人性和自然的讨论加以平衡。

　　这一判断得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兼历史系陈振传汉学研究教授顾史考（Scott Cook）的呼应：“时代在变，社会秩序也在变，但人性本身却恒常如一。”在他看来，正是通过回望人类最初如何建构秩序、应对那些至今仍存在的根本问题，才能更清晰地认识到人类何以走到今天，也才能分辨哪些承自远古的方案需要进一步改进或重构。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兴无则从三重时代变局的角度，解释了为何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古典学的文化自觉。第一，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冷战结束后，文明成为重组世界秩序的精神力量，文明交流互鉴变得格外重要。第二，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在持续发展中需要从中华文明中汲取力量，并为人类作出贡献。第三，数智时代，人类社会发展需要寻找与之相适应的价值和方向。

　　“正因为世界格局在变、中国在和平崛起、新的文明形态在出现，我们才更需要从古典学中汲取深层智慧，提升人类自身进而引导技术与未来文明向善而行。”徐兴无说道。

　　超越“有用”与“无用”的追问

　　然而，当我们谈论古典学的当代价值时，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浮现出来：是否应当以“有用”与否来衡量古典学的价值？

　　徐兴无认为，现代人总喜欢问“古代的东西对我们有什么用”，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现代文明本身就是古典文明的延续。我们之所以能问出这个问题，就证明了这一点。古典文明从未离开过，只是我们‘日用而不知’。”举例来说，人们日常语言中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吾日三省吾身”“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都来自古典文明。即便没有读过古代经典的人，也一直生活在这些思想的空气之中。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徐兴无引用孟子之言说道，君子对于道、宇宙和人性的把握，要从自身发掘、领悟。“古典学就像挖井，挖掘得越深，越能左右逢源。它不是摆在眼前、伸手就能碰到的东西，而是需要我们发掘、梳理，才能从自身根源里得到资源，这是‘自家得来’的根本。”

　　因此，向古典学求教并非为了达成某个具体目的，而是人们的生存方式本身就需要如此。“追问自身，就是目的。”徐兴无的这番话，点出了古典学的当代意义——它不是服务于外部目标的工具，而是人类理解自身、安顿生命的必经之路。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古典学没有照见现实。顾史考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回应：“总体而言，古典时代的作品影响着我们今日的一切。”无论是在早期中国还是古希腊，那些哲学与文学的经典，都标志着人类的思想者与创作者曾经以高度成熟的方式，去直面人性、社会、政治秩序与国家间关系等重大命题，而这些命题至今仍摆在人们面前。

　　“或许‘西方哲学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或者在中国语境中‘不过是孔子与老子的注脚’这种说法略显夸张，但其内核却不无道理：我们始终在不断重访那些于古典时代被提出却远未完善的思想。”顾史考认为，尤为重要的是，虽然目前存在的不同文明，拥有各异的文化规范与社会政治制度，但在最深处都共享着同样恒久的人性。比较各个社会在规范与制度尚未固化之前的最初形态，是当下实现相互理解的最佳途径之一。“否则，横亘在我们之间的鸿沟，恐怕将难以逾越。”

　　中希对话：古典文明的互鉴与交融

　　如果说古典学的一般价值在于帮助人类回望根本问题，那么中华文明与古希腊文明的比较与对话，或许可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构建奠定独特的理论基础。

　　顾史考以“幸福”为例揭示了中希古典传统之间令人惊异的契合。他介绍说，亚里士多德将幸福定义为“灵魂合乎美德的活动”。这一定义乍看之下似乎与当今大多数人对幸福的直观理解背道而驰。然而，儒家对幸福（乐）的定义——至少是对“真乐”的定义——却与之异曲同工。

■部分儒家经典 资料图片

　　《论语·雍也》记载孔子之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仅仅“知之”与“好之”尚不够，唯有“乐之”方为至境。对孔子而言，这意味着美德已完全内化为生命的一部分，举手投足皆自然而然且充满由衷的喜悦。正如荀子所言：“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在两大文明的早期传统中，真正的幸福都被视为一种终身的追求，是一种因循美德而达致的终极安适。

　　“通过比较这两种古典观念，并理解这两大文明如何在人类理想上得出如此契合的结论，我认为我们将大有可为。即便现代社会的某些发展轨迹已在某种程度上遗忘了这些智慧，我们依然有望以此为基础，构建一套可供全人类向往的共同价值体系。”顾史考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古典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顾枝鹰从“仁”与“灵魂”这两个核心概念出发，进一步揭示了中希古典精神的互补可能。他解释说，中国古典精神以仁为核心，重仁义礼智信，指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圣之道；希腊古典精神以灵魂完善为根基，以智慧、勇敢、审慎、正义四枢德为纲，指向灵魂与共同体的双重和谐。

　　“两者路径殊异，但深层相通，都以德性为幸福根基，以秩序为文明前提。”顾枝鹰认为，这种互补性对话可以超越单一文明框架，为人类共同价值提供兼顾个体完善与共同体福祉、理性思辨与伦理践行的理论根基。

　　娄林则从中西古典学研究方法的角度提出了值得深思的观察。他表示，中西古典学在研究方式上有一些可供交流的地方，比如文本的考订、注疏等的确可以相互助益。但两者有两方面的重要区别，其一，古代中国有着更加成熟的官方立典的思考和历史实践；其二，西方现代古典学的学科本身是在古典社会日渐衰落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西方古典学和现代性之间存在更加内在的亲缘关系。在他看来，中国未来古典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不是简单借鉴某种研究范式，而是“能够充分吸纳中西古典中最深刻的哲学和政治智慧”。

　　数智时代的人文守望：技术、古典与人的主体性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设置的“技术与文明：数智时代的人文精神”这一议题，无疑切中了当下最紧迫的关切。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今天，古典学如何应对技术带来的挑战？

　　顾史考的态度既有期待也有警惕。他承认，过去二三十年间，数字人文领域的先进检索工具极大地推动了古典学研究，而人工智能无疑将提供更为强大的工具，能以远超人类的速度与效率整合海量文本信息。然而，“要解读这些产出背后的深层意义仍需仰赖人文学者，因为目前尚不清楚人工智能是否真的具备超越对人类既往研究的综合、重构与重组的能力，从而产生真正原创的洞见——更何况它还有编造事实、将幻觉当作定论输出的倾向”。

　　更为根本的是，顾史考担忧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可能导致学者独立研究能力的大幅退化。“倘若将人的因素从研究过程中剥离，仅将其置于流程末端充当最后的校对员，那么研究古典学究竟还有什么意义？”他说，人工智能是潜力巨大但也暗藏危险的工具，“我们必须慎之又慎，切勿让‘人工’凌驾于‘人文’之上”。

　　顾枝鹰也承认了技术的作用：“人工智能（而非‘智慧’）与数字人文技术带来了方法论的重大变化：智能校勘、文本检索、知识图谱、多模态复原，大幅提升了文献处理效率。”但他也从古典学本质的角度，强调了技术无法替代的价值维度。“人工智能可以描述文本框架，但是无法体会文本肌理，不能在阅读经典时燃起义愤，更不能拥有灵魂的喜乐与战栗。”在他看来，古典学研究的核心是对古传经典的价值阐释，是对人类文明内核的守护。对意义的追问、对美好的追求、对永恒的谦逊，这是技术无法触及的。

　　“我们应以技术为用，以价值为体。用技术辅助研究，同时坚守古典学反抗虚无、追求崇高的根本品格，确保技术助益个人灵魂之善与共同体品格之善，避免工具理性侵蚀人文精神，使古典学在技术洪流中守住精神根基。”顾枝鹰呼吁道。

　　徐兴无从文明演进视角，将当下的科技创新与古典学的当代使命联系在一起。他表示，过去的文明都是“人创造的文明”，而现在人们进入了“人与非人类共同创造文明”的时代。人工智能可以生成知识与精神内容，因此“必须为它赋予方向、价值与灵魂”。现代科技追求“真”、追求创新进步，而古典文明始终强调“善”与“美”。面对人工智能，人类如果不努力提升自己的道德、智慧、审美等精神境界，就无法驾驭日新月异的技术，进而失去自主性。

　　徐兴无特别提到，人们已经进入了“真实的虚拟世界”。生活的高度数字化、虚拟化，让人们越来越不自主。“要稳住人的主体性，就必须回到古典文明，找回人性的根本尺度。”

　　“尽管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但也带来了一些危及自身生存的挑战。”哥伦比亚国立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利利安娜·卡罗琳娜·桑切斯·卡斯特罗（Liliana Carolina Sanchez Castro）从拉丁美洲的视角补充说，人们需要调和古人的智慧与传统思想，以一种更和平、更少功利性的方式来应对技术进步，实现人与自然环境及其他生物的共存。“如果我们从古人那里学到，我们与环境和万物拥有诸多共同之处；如果我们认识到必须建立一种伦理视角，以回应我们对他人和环境所负的道德义务，那么就能构建一个负责任的、应用数智技术的共同体。”

　　学科反思与中国古典学“走出去”

　　在肯定古典学当代价值的同时，学者们也坦诚地指出了当前学科发展面临的挑战。

　　娄林表示，目前古典学学科内涵的讨论、学科实践、学术研究等多个领域，都已经打开了新的局面。但就古典学的学术积累和发展而言，当前古典学研究还不均衡。“以西方古典学为例，古希腊古罗马研究是主要领域，但是，目前古罗马研究受到的重视远远不如古希腊，比如针对古罗马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西塞罗，目前仍有大量作品缺乏有学术品质的译本，更不用说相对深入的研究了。”

　　人才培养是娄林尤为关切的问题。“古典学人才培养涉及两个层面，一是致力于古典学研究的学者的培养，二是通过古典教育培养出致力于中华文明复兴且可以从事其他各行各业工作的优秀人才。前者的培养是最为关键的，是古典学人才的基础后备军，关系到未来古典学发展的空间。目前来看，真正以古典学人才培养为目标的高校还是太稀少了。”

　　古典学常被视为“象牙塔中的贵族学问”。那么，古典学如何走出“象牙塔”，真正融入社会文化生活，滋养更多人的精神世界？顾史考给出的答案简洁而深刻：“我认为，最根本的一点在于如何让经典变得‘可亲近’。”他承认，作为学者，许多人往往深陷于训诂考据、文本校勘之类的细节之中，这本无可厚非——毕竟，当人们试图用现代语言重述经典时，理应追求极度的精确与严谨。然而，“归根结底，我们还必须将这些研究成果与译本，以更平易的形式呈现出来，让那些并非专攻此道的普通读者也能轻松吸收、加以运用，从而真正汲取古人的智慧，并将其融入自身的文化修养与社会生活之中”。

　　此外，顾史考强调，从事不同古代传统研究的学者之间保持持续对话也至关重要。“唯有如此，各古代传统之间的共通之处才能愈发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而像世界古典学大会这样的平台，无疑对达成并维系这一目标大有裨益。”

　　除了世界古典学大会这一对话机制，2024年，中国在雅典设立了首个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顾史考认为，这是一项“极为积极的作为”。放眼全球，人文学科的经费日益紧缩，各大高校在制定研究目标与课程设置时也愈发偏向实用主义考量。“在这样的逆风之下，成立一家专门致力于推动中国与希腊乃至中欧之间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机构，无疑将为古典学的存续与繁荣注入强劲动力，助其在困境中行稳致远。”

　　桑切斯对中国在古典学领域的这些作为同样给予了高度评价。“看到中国主动拉近全球古典学者之间的距离，我感到非常振奋。”她表示，非常期待向中国从事古典学研究的学者学习，并为建立长期合作的桥梁贡献自己的力量。

　　“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娄林在采访最后表示，“中国当代古典学的兴起，无疑是中华文明‘通天下之志’的古典传统的又一次生动体现。”这句话，或许正是对古典学当代使命最好的概括。在一个日益分裂又日益紧密相连的世界里，古典学提供的不是简单的答案，而是人类数千年来对根本问题的持续追问；不是复古的“乡愁”，而是在回望中寻找前行的方向；不是某一文明的独白，而是多种文明在对话中寻求共通。

　　当我们重读那些历经千年而未曾褪色的经典，我们不是在逃避当下，而是在更深地进入当下——因为只有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才能更清醒地走向未来。这或许就是古典学今天的时代使命。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即将召开，我们有理由期待，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将为动荡中的世界带来更多的智慧与光亮。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陈密容  陈雅静 任冠虹  刘雨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