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推进需要围绕农业、农村、农民和土地进行优先性和综合性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以推动农村社会结构和城乡关系的总体性变革。在此过程中，如何构建转型理论和转型道路，是以农业农村为主题的社会科学研究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我们可以重新定义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的当代中国“农政问题”，即“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如何理解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基本属性，在农业生产方式、农地权属安排形式、农民群体和农村社会方面存在哪些实质性限制因素，如何解决这些限制因素以及如何使农业生产方式、农地权属安排形式、农民群体和农村社会实现顺利转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动力，需要采用什么样的政治动员以及制定什么样的国家政策来促进这些转型和发展”。在此情形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农村、农民和土地的转型研究，实则是要在深入剖析中国“农政问题”的基础上，建构农政转型的中国理论，构建农政转型的中国道路。

　　国际学术界关于“农政问题”和“农政转型”的学术阐释已经逐渐形成五大理论框架，分别为：关注农业现代化发展、城乡一体化、土地公有制等方面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关注农民群体与乡村共同体价值的实体主义；关注市场要素作用并致力于降低交易费用的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关注立足于自身优势和可及资源而创新多元生计实践的生计框架；关注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等方面的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

　　虽然这些理论框架可为我们研究中国的农政问题和农政转型提供借鉴与参考，但是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的农政转型实践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形态和结构创新。在农业生产方面，发展现代农业一直是国家瞄准的重要目标；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培育市场能力的过程，投资在农业生产经营领域的作用日益凸显；同时，小农户生产依然是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的重要形式，在存续中不断变化发展。可见，现代、资本与小农户，是农业生产的三种典型方式。在农地权属安排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基于生存理性的制度创新，它调动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土地流转最初源于民间自发，此后逐渐发展成为农地制度“三权分置”的实践创新。农地确权则是一种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保护农民土地权利免受侵害的制度实践。可见，承包、流转与确权，构成了农地权属的三种安排。在农民群体方面，改革开放后，农民群体逐步发展出流动、留守与留居三种形态，农民群体常常在这三种形态之间转换，适时调整家庭教育、生产和照料安排，并有效利用市场机制和国家政策，在改善生计的基础上保持自主性与能动性。在农村社会方面，传统社会的自洽性在快速发展变迁中遭遇危机，乡村共同体的原有结构日益成为昔日的记忆；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一些乡村在政治治理、经济发展、传统文化以及人口结构等方面也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从党的十九大开始，乡村振兴战略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由是观之，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生动实践形成了复杂多元的农政结构。无论是农业生产方式，还是农地权属安排形式、农民群体本身或农村社会方面，中国的农政结构都是多种形态并存。对此，现有的理论框架对其中的某些形态或某些侧面进行了理论阐释。例如，中国在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上，始终清醒地认识到“大国小农”是基本国情农情，避免简单重演“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历史剧本，而是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这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大生产”取代“小生产”逻辑的适应性调整。又如，中国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重新审视乡村价值，尤其是乡村的文化、民俗、风情、美食以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慢生活特征，并挖掘、继承、创新优秀的传统乡土文化，这是实体主义强化乡村共同体的价值依归。再如，中国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同时，通过“三权分置”的制度创新，放活土地经营权，允许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体现了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思维。此外，中国在农业农村发展中鼓励各种替代方案的创新，如生态农业、关怀农业，巢状市场、社区支持型农业等，这体现了后现代农业的理念。类似还有，中国始终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坚持集体土地承包权属于农民家庭，在取得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施常态化帮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这些都体现了生计框架的底线思维。

　　然而，中国的农政结构在并存的各种形态之间，常常存在一定的张力，甚至是传统理论意义上的对立和矛盾。这一现实不仅彰显了中国农政结构的包容性，而且对理论阐释提出了挑战。

　　作为从事农业农村研究的社会工作者，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成就已经得到世界普遍认可，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快速推进，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农政问题有待建构出国际学术界认可的中国理论，有待构建出国际社会认可的中国道路。而建构农政问题的中国理论、构建农政转型的中国道路，应当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在马克思主义“农政问题”与“农政转型”理论指导下，充分汲取其他理论传统的优势元素。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加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政研究”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借此向世界讲好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故事。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北京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创新中心、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