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交流互鉴”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重要标识性概念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的文明话语。自其问世以来，国内外学术界理论阐释较多，为准确把握其内涵、外延及价值等提供了必要基础。整体而言，相关研究多集中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过程。相比之下，从概念史角度对“文明交流互鉴”进行分析的较少。“文明交流互鉴” 的概念形成历程及特点如何？体现了怎样的文明观？这个概念生成的知识及社会语境是什么？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文明交流互鉴”概念的

　　形成及主要特点

　　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固有特点，也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保障。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离不开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文明交流互鉴在中国历史悠长，但长期处于自发状态。党的十八大以后，开始自觉地对文明交流互鉴进行理论思考和阐发。

　　文明交流互鉴的核心在文明。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文明”一般泛指文治、教化。现代含义的文明源于拉丁文，本义是指城市及其核心群体市民的公共生活和存在状态。18世纪中后期，文明被用来描述与野蛮相对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和状态，并被贴上道德、进步等启蒙标签。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知识界用“文明”对译西方的“Civilization”。该词汇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为大众所熟知。学术界对文明的定义有分歧，有狭义和广义、精神和物质之分，有时甚至作为文化的代名词，受价值观念等因素影响，难以形成共识。大致说来，当今对文明的理解比较灵活，涵盖人类生活及创造的全部，囊括物质、制度与精神等各领域，既可以总括，也可以单指。文明与野蛮存在质的区别；文化则与落后相对，更多是量的差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多次对文明进行阐述，逐渐形成文明交流互鉴思想。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首次阐述了“文明”观点：“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多彩、平等和包容是文明的三大特性，分别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前提和动因。“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主席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 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出全球文明倡议：“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

　　十余年间，文明交流互鉴从理念发展为思想，从教科文组织的会场扩展到联合国讲坛，从区域合作到政党对话再到文明对话，从关于文明的提议到全球文明倡议，再到全球性的研究与响应，充分展示了其重要价值和魅力。

　　文明交流互鉴是一种全新的文明理论，是对西方主导的不平等文明话语体系的解构。第一，它以唯物辩证法中事物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为理论基础，突出文明的多样性特点，承认每个文明存在的价值和优点。与此同时，它强调各个文明都是平等的，反对“文明优越论”。近代以来，西方构建了文明话语体系，将基督教文明视为优越文明，非基督教文明视为野蛮落后，需要接受西方改造，为侵略扩张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外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殖民体系瓦解，出现了倡导独立、自由、平等的国际关系体系，以及对殖民主义的反思，但对非西方文明的偏见乃至敌视仍根深蒂固。第二，文明交流互鉴植根于“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文明包容，反对“文明冲突论”。冷战后，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是“文明优越论”的延伸，严重阻碍了人类和平发展。第三，文明交流互鉴坚持各文明互通有无、共同发展，超越了西方文明的零和博弈思维模式，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条件。西方文明以逻辑理性为统摄，强调对立和冲突，往往陷入善恶真假的排中律，不利于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处。

　　文明交流互鉴的

　　历史逻辑与现实基础

　　作为一种全新的文明话语，文明交流互鉴思想并非凭空出现，它源自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也是当今世界发展规律的客观反映。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主张学习西方，客观上推动了文明交流互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引进西方技术和军事制度，创办了中国第一批近代企业，但因局限于技术层面并受到“中体西用”理念束缚，最终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中国的志士仁人意识到，相较于器物技术，制度层面的学习更重要，维新变法应运而生。维新变法虽以失败告终，但有力冲击了传统观念，起到解放思想、启迪民智的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相继传入中国，文明交流互鉴进入新阶段。在具体的交流层面之外，中国知识界以《新青年》《东方杂志》等为阵地进行理论探讨，就东西文化展开论战，为中国文明寻找出路。论战从东西文化优劣比较到东西文明异同比较，最后转向东西文化调和问题，出现了《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欧游心影录》等著作。参与论战的既有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的西化派，也有为中国文化辩护者，更多学者主张中西调和、取长补短，用西方科学技术加持中国传统道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文明有所反思，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有所增加。中国共产党重视文明互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大力推进四个现代化，朝着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奋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40多年的建设和奋斗，中国实现了由世界大国到世界强国的转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日益扩大。中国也由学习者转变为被学习者，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和角色悄然变化，我们对文明的认识亟须与时俱进。

　　当今世界格局为文明交流互鉴话语提供了契机。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控制了国际话语权。21世纪以来，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全球化发展，世界逐渐向多极化演进，以中国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崛起，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和文明话语体系已难以适应现实需要。此外，人类社会面临严峻的气候、环境及资源问题，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困加剧，民族、宗教矛盾乃至冲突激化。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逐渐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顺势应变，立足文明交流互鉴，提出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新型文明理论，以应对时代之需。

　　这套全新的文明话语源自中国经验，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尊重文明的个性与选择，倡导平等包容，主张对话而非冲突，追求和平发展，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一大智慧。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