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短视频、网络文学、AIGC文艺、微短剧等不断激发全民文化创造活力，农民群体也获得了新的文化表达媒介和渠道。从民俗、美食、劳作、生活到各类自然风光，当代中国乡村百态被制作成流动的影像、图片、音乐、文字、表情包，进入大众观看与消费进程，一种新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大众文艺形态正强势崛起。如果说传统的乡村文艺是部分农民艺术家在田间地头、乡村巷陌创作的口头文学、歌谣、舞蹈、故事，那么新大众文艺则将场所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将生活文本变成了跨媒介、新视听与审美创意文本。而随着更多的农民主动运用数字工具讲述自身审美经验与日常生活，既呈现了一个更为真实、日常的乡村社会，也重塑了农民的文化主体性。

　　农民文化主体性的重塑首先是通过形象的重塑与身份建构完成的。对大众文化表达权的赋能是新大众文艺实践的核心机制，如借助自媒体平台、手机等媒介，农民得以主动介入自身形象的生产与传播链条。他们更擅长表现自己的生活日常、文化习俗与情感经验。以乡村短视频为例，尽管各农民账号呈现的内容不同，但他们却有着相似的形象定位，如“乡村守护者”“乡村振兴先锋”“数字时代的乡土创客”等。他们将土地视为可协商、可创意转化的文化资源，在种植养殖活动之余，还开拓出助农直播、乡村文创、乡村旅游等新业态，使农民形象从单一的“生产者”跃升为集创作者、传播者、经营者与文化策展人于一体的复合型主体。

　　形象重塑的过程也是农民获得“新身份”的过程。一方面，农民的出场总是与乡村标志物结合在一起，表征的是乡土文化；另一方面，又借助表情神态、语言风格、衣着打扮、行为动作等展开表演，在表演性实践中被重新编码成为文化标识符号，成为承载乡土记忆与现代性张力的具身化媒介。此外，农民也并非对乡物、乡情、乡景进行强制性改造，而是与它们建立起和谐共生的关系，或展示邻里互助，或展示旧物改造，或呈现节气农事，彰显出一种积极的主体性。

　　在新大众文艺实践中，农民保持了极大的自主性与主动性。他们依靠媒介展示自己、塑造自己，诸如人设、外观、言语、表情成为农民必须注意、学习的内容，与粉丝的互动、作品发布、内容选择成为营销的内容，由此形成一种植根于虚拟与现实、身体与媒介、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复合型文化身份。同时，农民也利用媒介宣传、制造新的乡村文化符号，从自发组建线上文学社群、艺术创作组织，在自媒体平台发布文学作品、创意视频、微短剧，到农村手艺人通过非遗直播间、视频号展示剪纸、刺绣、木艺、文创，媒介不仅推动了农民的自我展示意识，还将这种意识置于前所未有的互动环境中，让每个人的自我呈现都可能被其互动的环境所注视、评价。

　　此间，媒介作为施动者与农民、场景、受众之间形成一种能动的“接合”关系，并构建出了一种修辞语境对农民形象的意义进行锚定。因此，媒介在给农民提供生产机制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其应有的文化主体性，构建了一种主体性协商效果。协商一方面体现为农民作为创作者必须将媒介的表达机制、平台算法与推广机制、反馈机制等作为考虑因素，只有符合这些要素才能成功地进行文艺创作与文化表达；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受众的凝视和回应。这是一种充满张力的双向建构，农民既主动介入意义生产，又被动承受符号化凝视，在平台规约与资本逻辑的规训下不断调适表达策略。

　　农民文艺工作者的主要群体是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农民为基础的，这一群体在构建自身文化趣味的过程中既保持着与主流文化、大众流行文化接洽的空间，如将振兴乡村、传递关怀、致富宣传、情绪价值、创意审美作为身份性话语，同时也强调其文化的日常性、乡土性、田园性、地域性、传统性等特点。这使得他们的创作在坚持乡土性的同时，也与城市中的大众流行文化保留接洽的空间。这决定了农民构建文化主体性本质上是在传统乡土文化身份与城市/媒介文化身份之间达成一种恰当的协调，这种协调是一种兼具文化根性与媒介敏感性的动态锚定机制，我们可称之为一种“能动的文化主体性”。

　　“能动的文化主体性”是农民的一种自我规范，是主动建构而非被动接受。它强调农民在确保文化表达的基础上，根据情势找到恰当的、可供把握的位置，以摆脱身份的流动性。农民将不同的生产条件、文艺元素“接合”在一起，建立关联来进行意义生产，才能在平台、资本、受众所组成的张力关系中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能动的文化主体性”还显示出了农民可通过文艺实践构建一种身份的独特性。新大众文艺语境下农民的文化主体性建构并非一个稳固的终点，而是一个持续生成、不断协商的过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中国短视频文化的‘乡村叙事’研究”（21CZW0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