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家健先生（1936—2025），当代著名古代散文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古代散文学会会长、中国骈文学会会长。谭先生有一个夙愿：从1977年开始，用二十年时间撰写《先秦散文研究》《汉魏六朝散文研究》《唐宋散文研究》《元明清散文研究》四书，每本五年。然而，2005年他自言二十多年过去了，原拟的任务实现不到一半。主要原因是有太多其他的写作任务中途介入，影响了当初构想的进度。其中就有《先秦散文艺术新探》（以下简称《新探》）的问世和再版。

　　谭先生在古代散文研究上有三个理念：一是厘清古代散文概念，扩大研究范围，补充新的内容。二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探索古典散文的研究方法。三是以作家作品评论为主，力求宏观微观互补。这些理念是《新探》的基点。

　　散文概念的厘定丰富了研究内容。谭先生说广义的散文包括纯文学散文，有文学性的散文和一般文章。他对先秦散文艺术的研究建立在广义的散文上，《新论》几乎把先秦所有的诸子散文、历史散文和杂著都囊括其中，从而扩大了先秦散文的研究范围，带来研究内容的创新。于是，有了他《新探》中的“黄老道家著作——《鹖冠子》”“《管子》的文学价值”“《逸周书》与先秦文学”“《礼记·檀弓》的俭葬思想和语言艺术”等，使先秦散文研究的内容更为丰富。

　　常森在《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反思》一书中，说谭先生的古代散文研究方法主要表现为“写作元素分析法”，这里的“元素”有人物形象、写作语言、表现形式（包括论辩方法、修辞方法、寓言比喻、韵味结构等）、情节、细节、意境、情景想象乃至心理表现等。这些元素是散文写作不可回避的，体现在《新论》中，有下面三点值得注意，也与他的散文研究理念相契合。

　　语言跳动的灵动之美。谭先生力求将现代文艺批评与传统文章作法相结合，审视先秦散文语言跳动的灵动之美。例如，他说：“《论语》的句法不像《尚书》那样以板滞的四字句为主，而是灵活多变，舒展自如，有些句子如‘彼哉！彼哉！’‘使乎，使乎，’‘其然，岂其然乎？’‘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或故意不说明白让听者自己体会，或表示强调而同语反复，都给人活泼灵通之感。”（《〈论语〉的文学价值和影响》）而且，这里语气词的运用，无不有深长的意味。又如，《孟子·万章》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非尔力也”（《〈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一节。连用二十六个“也”“者”，谭先生说它的变化配搭、断续缓促犹琴键跳动，让人想起欧阳修《醉翁亭记》“也”字的运用。

　　人物形象和事件的光彩。谭先生的研究涉及许多人物和事件，他极力展示二者的光彩，以凸显先秦散文艺术的魅力。如说庄子是隐士、达人、智者；很欣赏《国语》“集锦丛见式”的人物描写，就一个人物讲若干故事，并在矛盾冲突中看人物的性格和发展。谭先生讲《左传》郑庄公的故事，不是孤立地看“郑伯克段于鄢”，而是因事见人，次第展现，让事实说话。先说郑伯克段，再说周郑交恶，既有生死相搏的重大事件，又有颍考叔“食舍肉”和郑庄公与姜氏“隧而相见”这样有喜剧色彩的小事。关于事件，他以晋楚城濮之战为例分析《左传》描写战争的特点：详于战前准备、略于战斗经过；把握主要矛盾，提挈全局；以事说人，把人物放在关键部位，让人物与事件相融，更见所叙事件的光彩。

　　外交辞令的智慧。谭先生论述《左传》的外交辞令，从四个方面铺开：从烛之武退秦师，看小国对抗大国侵略；从阴饴甥对秦伯，看战败国以备战求和平；从子产坏晋馆垣，看怎样变无理为有理。不仅是《左传》，还有《战国策》的纵横家言，如《触龙说赵太后》的“先释其怒，再动以情，末喻以理”（《战国策选评》）；《鲁仲连义不帝秦》的彼此辩难，骋辞竞说。谭先生细致的分析与《左传》多角度的外交辞令一道，再现了那一时期使臣与策士的智慧，使《左传》这一史籍的文学价值进一步得以彰显。

　　谭先生先秦散文研究的特点，体现了春秋战国宏大的历史背景。孙禄怡在《新探》序里说谭先生的散文研究力求做到“探前达后”，说他的研究有整体性，包括故事发生前后相续的其他故事，这些散文在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谭先生曾说《左传》叙事好奇，这一点为西汉司马迁所继承而影响深远。而他自己在古代散文的研究中也是充满好奇的，所以他会着意于古代散文中的韵文、小说元素，从整体上进行审视；每逢新的地下文献面世，他也绝不放过，如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湖北云梦的《睡虎地秦简》等会迅速进入他的视野，出现在他的先秦散文艺术研究中。当然，谭先生考辨比较的功夫、学术前沿的意识也在其中。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