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先生(1910—2007),本名林志纯,著名历史学家、历史教育家,中国世界古典文明史学科和研究事业的奠基者。
从福州到上海:
早期教育与学术积淀
日知先生生于福建福州,年少失怙,仅靠母亲的女红维持生计;因家境困顿,依乡族惯例被过继给同宗叔祖母,并在伯祖父的私塾习诵蒙书和《诗》《论语》《左氏春秋》等儒家经典。在父亲故友的资助下,他得以完成师范教育。1930年夏,先生任福州商会协办的商立小学教员,次年商立小学改组为“私立福商小学”,他出任校长;1939年春,因福州时局动荡,他被迫离职。董理校务期间,先生还曾撰写校歌,开篇的诗句激情饱满——“什么是我们的精神?乐观自学和改造环境!是破坏和建设的革命,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人生!”这种精神也正是他漫长学术生涯的真实写照。
辞别私立福商小学后,先生赴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继续深造,始取“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之古训,自号“日知”,以为自勉。大学期间,先生师从英国史专家王国秀和人文地理学家王成组,学业精进,开始在《大夏校刊》上发表学术文章。1941年大学毕业后,先生辗转于上海、福州、永安等地传道授业。1946年,他受聘于上海国立临时大学,任中文系讲师,同时兼任大夏大学历史系讲师。同年10月,先生远赴沈阳中正大学任副教授,次年5月重回大夏大学任教,复兼上海新闻专科学校教授,并在培成女中任教。
寓居上海期间,除了公开发表的古史研究论文,如《太史公划分的西汉地理区域》《安南陈氏王朝考》以及《西汉经师源流与地理分布》,先生还密切关注时局,并撰写多篇时论文章,如《中国文化必趋之路》《解放农民第一》等。他在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的《国民党与中国的历代王朝》(The Kuomintang and Chinese Dynasties)一文,通过中国历代王朝兴亡的规律,分析了国民党政权行将灭亡的必然。当时,先生不仅用英语写作,还在俄侨举办的学习班研习俄文,并在英国友人拉伯女士的指导下学习拉丁文。凡此诸端,已然展露出先生的家国情怀以及古今兼及、东西并蓄的学养。
从南方到北方:
拓展世界古代史研究之路
1950年夏,先生应聘到东北师范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史。后因学科建设需要,并考虑到他有外国语言功底,校系领导动员他从事世界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生欣然接受。这一变动成为他学术生涯的转折点,也为我国世界古代史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至此,先生从零做起,着力世界古代史教学大纲与教材的译介。他翻译的《古代东方史教学大纲》和《古代世界史学习指导》等资料以及组织编写的《世界古代史》,成为世界古代史学科发展的坚实依托。此外,通过翻译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他深入探讨“亚细亚生产方式”“原始公社制度”“奴隶社会分期”等核心理论问题。最可贵的是,他不囿于苏联学者的既有定论,而是立足马克思原典提出了独到见解。
不仅如此,先生还组织翻译了大量古代文献资料,后扩编为《世界古代史史料选辑》(上下册),其中包括他亲自翻译的《雅典政制》。先生始终认为,文献是历史研究的根基,是探寻古代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的门径。因此,他不仅整理史料,更注重在研究中加以运用。于《古典作家所记的黑劳士制度》一文,他在梳理十余位古典著作家相关记载的基础上,对古代斯巴达的黑劳士制度进行了全面考察。与传世文献同样重要的铭文及最新考古资料,他也给予了充分关注:他曾利用在特洛伊发现的一则铭文,补证了希罗多德及普鲁塔克关于萨拉米海战的相关记载;结合线文B的最新释读成果及传世文献,深入探析了荷马史诗所记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从译介到古史资料的运用,先生的躬身实践为后续的教学与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西方古典到中国古典:
开创中西古典学研究之先河
20世纪80年代初,先生与周谷城教授、吴于廑教授联袂撰文,明确指出:“古代埃及、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代爱琴海区,是历史上较早出现文明和国家的地区。研究埃及古代文字,苏美尔—阿卡德古代文字,迈锡尼古代文字以及古典希腊文字等,通过这些古文字基础以掌握有关的材料,进而研究和理解这些古代文明,这对于研究我们自己以及其他的古代历史和文化,无疑会得到启发和帮助”,并强调古文字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在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东北师范大学获准成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并举办古典文明史试办班。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高年级学生,在外籍专家的指导下接受系统的古文字训练。经过多年的耕耘,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掌握古代语言文字、通晓历史的青年才俊。由古文字入手研究与教学,比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依赖现代西文,可以说发生了质的飞跃。
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先生开始关注中西文明比较研究,相关论文包括《中西古典民主政治》《论中西古典学》《再论中西古典学》《论中西古典学之现阶段》,以及专著《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和自选集《中西古典学引论》等。这些论著在分析中西古典文明历史发展独特性的基础上,强调中国古典历史对认识世界古典文明发展路径的独特贡献与重要意义,构建了中西古典学的历史认识框架。与此同时,除了基于古文字整理原典,先生还措意中国传统文化的外译。
1988年,先生联合周谷城、吴于廑、张政烺、胡厚宣、周一良、任继愈、张忠培、刘家和8位教授倡议出版《世界古典文明丛书》,并担任主编。该丛书的宗旨是“为了促进中外古典文化交流,为了把西方古典文化引进中国,把我国古典文化向世界传播”,内容涵盖近东古文献(包括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与古埃及文献)、西方古典文献(古希腊语文献与拉丁语文献)及中国古典文献,体例为双语对照本。已出版的书目包括汉语/英语对照本《曶鼎铭文》《云梦竹简》(3册)、拉丁语/汉语对照本罗马史家李维的《建城以来史》(卷一),楔文拉丁化/汉语对照本《苏美尔王表》,以及先生所著的英语/汉语对照本《古代中国纪年》、英语/汉语对照本《孔子的政治学——论语》等。由于经费等原因,90年代中期,《世界古典文明丛书》的出版一度陷入困顿。
2003年,为加强西方古典文明研究,经老友王明毅力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开始筹划出版西方古典文献丛书,并将其列为“十五”重点图书立项。该丛书一如日知先生主编的《世界古典文明丛书》,采用双语对照本形式,只是书目范围仅限于西方古典文献。丛书定名为《日知古典丛书》,一方面是循国际惯例,如美国的《洛布古典丛书》、法国的《比代古典丛书》,另一方面是为了彰扬先生的学术贡献。
从2005年出版罗马史家奈波斯的《外族名将传》起,丛书已刊行29册,其中包括希腊语/汉语对照本21册,拉丁语/汉语对照本8册。鉴于当时国内古典学研究状况,最初所定书目既包括新译本,亦包括根据古典语文译出的旧译本(如已故古典学家罗念生先生的《阿里斯多芬喜剧六种》、荷马史诗《奥德赛》等)。就所选底本而言,旧译多据《洛布古典丛书》的校勘本,新译本则尽量采用学界权威校勘本,并对新发现的残篇以及最新研究成果加以介绍或补充。
笔者在撰写这篇小文之际,惊悉德国古典学家穆启乐(Fritz-Heiner Mutschler)先生溘然长逝。他是较早来华讲学的古典学家,先后执教于东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以及北京大学,与国内学术界的交往近30载。犹记当年在翻译《建城以来史》期间,我们曾就译文的“信”“达”“雅”问题多有讨论。伏案想来,当时为拉丁语一词一句的迻译反复斟酌、“旬月踌躇”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感念至再至深!穆启乐先生不仅是《日知古典丛书》的作者,后来还担任丛书的编委,一直为古典文献的选题乃至装帧出谋划策。我们皆为他的离去而修哀。
放眼海外,西方古典文献的系统整理已逾百年,而且还在不断更新、补正。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一个开端,唯愿继承先生所开创的中西古典学研究,为国内学术界提供相对忠实的译本,也期盼有更多的国内外同仁共襄这一事业。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