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以下简称“‘5·17’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明确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经济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既深刻影响经济政策科学性与经济治理有效性，也关乎国际学术对话的主动权与影响力。值此“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回望中国经济学派的思想脉络与演进历程，进而探讨新时代如何构建更具解释力与生命力的中国经济学派，既是回望来路，也是审视前路的一种理论自觉。

　　一、中国经济学派的文化基因与近代转型

　　（一）文化基因：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积淀

　　一些近代以来被西方经济学家阐发的经济思想，早已在华夏典籍中显露端倪。《管子》提出“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初步形成了国家运用供求规律调控市场的思想，首开国家干预主义的先河。贾谊提出“奸钱日繁，正钱日亡”，比格雷欣早1700年观察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汉书·食货志》首创“食货”篇目，并将其视为“生民之本”，凸显了粮食与货币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石地位。《老子》中“我无为也，而民自化”，与20世纪哈耶克所倡导的自发秩序理论存在着深层精神呼应。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在政令、文集以及哲思中都有广泛体现，鲜被归纳为严密的理论体系，但其中所蕴含的思维框架，为中国经济学派提供了思想资源与文化基因。

　　（二）近代转型：西学东渐与本土意识觉醒

　　严复译《原富》、梁启超著《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开启了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系统传播的序幕，但国困民穷的近代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并不具备催生本土经济学派的土壤。直至20世纪20年代，美国农业经济学家卜凯率先将源自西方的经济分析框架应用于中国语境。金陵大学执教期间，卜凯注意到直接从美国引进的教材难以适应中国课堂，中国学生不适应美国的农业经济学教材，遂组织学生开展农村经济及社会状况调查，收集到了翔实丰富的数据，卜凯将这些数据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相结合，以实证数据阐释中国农业经济的实际状况，有力推进了中国农业经济学本土化进程。此外，卜凯在金陵大学任教期间还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为中国农业经济学的发展积蓄了后备力量。虽然卜凯的理论中忽视了土地制度等生产关系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影响，但作为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学的奠基者，在学科教育、数据积累和研究范式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尤其是他所采用和提倡的调查研究方法，时至今日仍然有一定借鉴意义。

　　二、中国经济学派的当代多元化发展

　　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现实素材，学界的理论探索随之呈现出多极并进的景象。

　　海派经济学。20世纪9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思潮在面对现实经济时，其理论推演与政策处方均显露明显的解释力不足。程恩富、顾钰民等学者尝试构建一种立足中国国情、融合多元理论、具有鲜明批判与创新精神的经济学流派，“海派经济学”应运而生。“海派经济学”高举“海纳百川、综合创新”旗帜，主张经济学研究应当超越单一学派藩篱，有选择地吸收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的分析工具与概念，但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和照搬新自由主义药方；强调“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在劳动价值论、产权改革、市场与政府关系等核心议题上形成了独特理论视角，尤其重视对收入分配不公、公有制主体地位、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经济安全等现实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海派经济学的出现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本土化建构，为抵制新自由主义的错误政策主张提供了学理支撑。其对西方经济学兼容程度的把握、理论体系的严密性等在学界尚存争议，但海派经济学无疑是当代中国经济学多元化发展中的重要一极。

　　新结构经济学。为解决西方主流经济学药方在中国改革实践中的“水土不服”问题，林毅夫于2009年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概念。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逻辑，一国要达成快速发展，关键在于市场和政府的协同：既要让要素禀赋结构内含的比较优势决定产业与技术的演进方向；又要由“有为政府”跟进市场难以做或做不好的领域，完善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从而降低经济运行的整体交易费用。新结构经济学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被认为是经济学“中国学派”较为完整的理论成果，也被国际学界视为继“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相比于其他学派，新结构经济学一个突出特点是其作为一套经济理论走出国门，成功指导了埃塞俄比亚工业园区建设、卢旺达轻工业发展。

　　新供给经济学。贾康等学者在2013年提出“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在新供给经济学看来，自古典学说至凯恩斯主义的漫长理论谱系中，一个共性的缺陷在于对需求侧给予了不成比例的重视，却长期轻忽了对供给端运行机理的深入解剖。新供给经济学提出，经济周期的本质在于供给结构及其内生的需求创造能力发生了变动，并将“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确立为解释这一过程的核心命题。新供给经济学提出了新供给周期理论、五大财富源泉论等原创性命题，具体政策主张概括为“八双、五并重”，强调以制度供给为核心推进结构性改革，在非完全竞争的真实市场环境中同时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新供给经济学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本土化构建，其核心概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升为国家级经济政策框架，在学术界和决策层均产生了广泛影响。

　　实效经济学。实效经济学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具有较大国际影响的经济学理论，由学者罗来军及其团队提出。欧洲媒体刊发英文文章《为什么实效经济学是世界上第九次经济学革命》，还有社会人士指出是继亚当·斯密以来的第二次最伟大的经济学革命，因为实效经济学彻底颠覆了传统经济学的基本范式。“重新定义经济发展的本质目标，并构建了全新的方法论工具”。为此，北京大学学者赵秋运指出，“实效经济学可以改变整个主流经济学理论”。更为可贵的是，实效经济学能够广泛地应用于实践，从企业到政府、从产品到政策。历史上有“边际革命”“凯恩斯革命”“供给革命”，而当今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实效不足的普遍问题，实效经济学及其实践影响被称为“实效革命”，提醒和强调经济建设要注重经济实效，规避浪费、损耗、负作用等经济问题。实效革命为当今低迷乏力的世界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思维。

　　三、如何打造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学派

　　（一）筑牢理论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我们提供了科学指引。打造新时代中国学派，要持续深化其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构建，将其蕴含的理论创新和方法论转化为学术研究的内在逻辑。

　　（二）扎根中国实践

　　纵观中国经济学派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学派始终是在经济学理论中国化和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中国经济学派的生命力也不在于追逐国际学术潮流，而在于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理论自觉。“5·17”重要讲话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中国经济学派的发展也应坚持以中国现实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善于从中国实践中提炼标识性概念，并通过在中国广袤大地上的反复实践校正，在“实践—理论—再实践”的循环中不断发展，最终真正构建起扎根中国大地、兼具解释力和预测力的中国经济学派。

　　（三）融通三大资源

　　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以及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打造新时代中国经济学派，不能对三者进行简单的机械拼接，而应当将其有机融合：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魂，锚定根本立场与价值取向；以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为用，借鉴其规范化的研究方法和数理框架；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为根，激活千年积淀中的独特智慧与思维范式。

　　（四）提升国际话语权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新时代中国经济学派的历史使命，不仅要能够解释中国，更要积极参与全球学术对话并为世界经济学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经济学在扎根本土经验研究的同时，须有意识地将中国问题提升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性命题，通过对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发现与阐释，切实提高中国学术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分量。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有经济学框架在解释全球性经济滞胀、产业链重构、发展模式转型等问题时愈发吃力，中国经济学派要抓住这难得的历史机遇，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提炼出经得起检验的理论成果，在解释与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推动中国经济学派从学术自觉走向理论自立，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自觉交出时代答卷。

　　（文余源，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张福康，中国烟草国际有限公司业务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