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图洛书”传说在河洛地区流传久远，主要包括龙马负图、神龟献洛书等内容，描绘了河图与洛书的由来，但河图洛书究竟为何物，一直难有定论，而最新的考古成果为揭开河图洛书的神秘面纱提供了契机。

　　三星堆龟背形网格器之谜

　　2022年6月，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7号祭祀坑出土了一件龟背形网格器，其外部为椭圆形网格状青铜龟壳，分上下两层，一侧有类似合页和插销的开关，可将网状结构的青铜器打开、扣合。青铜网格为浑铸法铸造而成，整体被四框包围，外面附有四个青铜龙头把手和两三根青铜飘带。在椭圆形网格状青铜龟壳内，锁闭着一块背部驼起、大小形状相合的椭圆形玉器，上有黄金和丝绸残留物，推测可能刻有符号或者覆盖丝绸等。其整体形状略似现在的翻转式烧烤架。该器造型奇特，迄今出土的器物中未能找到可以参照的依据，因而很难确切知晓其功能，发掘者暂且依据器形称其为“龟背形网格器”。

　　这件神秘的器物究竟作何用途呢？《竹书纪年》卷上记载：

　　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锡虞舜命。

　　帝在位七十年，景星出翼，凤皇在庭，朱草生，嘉禾秀，甘露润，醴泉出，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洪水既平，归功于舜，将以天下禅之……二月辛丑昧明，礼备，至于日昃，荣光出河，休气四塞，白云起，回风摇，乃有龙马衔甲，赤文绿色，缘坛而上，吐《甲图》而去。甲似龟，背广九尺，其图以白玉为检，赤玉为柙，泥以黄金，约以青绳。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这件龟背形网格器与《竹书纪年》中河图洛书“甲似龟，背广九尺，其图以白玉为检，赤玉为柙，泥以黄金，约以青绳”的造型正相吻合。有研究者推测该器实即为古史传说中的“河图洛书”。根据该器的年代、形制特征、文化属性，结合《竹书纪年》等早期文献的记载，此说不无道理。

　　河图洛书究竟是图经地志，还是气象和方位图，或兼二者而有之，暂不作判定。按照我们现在的知识来理解，河图洛书应系远古时代人们对天文和地理知识的概括与总结，是按照星象排布出时间、方位和季节的识别系统，并以神话传说的形式流传下来，代表上古时期的华夏先民对自然世界的认知水平。这一神话传说流传的轨迹，实际上也反映并见证了当时华夏文化流行和传播的路径。

　　龟背形网格器所采用的材质如黄金、青铜、玉、丝绸皆系当时的珍稀资源，三星堆人将其组合并塑造出这件作品，显然绝非普通器物，而是寄托了他们的思维认知、宗教信仰和精神追求，富有极其深刻的文化内涵。破解龟背形网格器之谜，也有助于弄清三星堆文明的内涵及其本质属性，了解三星堆人的精神世界。

　　众所周知，三星堆文明是夏商时期在四川盆地辉煌发达的古蜀文明，但其自身却呈现出浓郁的夏文化特征。考古出土的实物表明，三星堆文明和中原文明关系密切，是中国青铜时代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玉璋、玉璧、玉琮，与二里头、殷墟出土玉器几乎如出一辙，都是用于祭祀的礼器，从造型和功能上反映出，偏居西南一隅的古蜀王国同样深受中原礼仪文化影响。

　　三星堆出土了带有二里头二期、三期文化风格的盉、豆、璋、戈、圭等典型夏文化器物，特别是牙璋作为夏代的祭祀礼器，在殷商时期走向衰落，却在三星堆被完整地保留和传承下来。三星堆人还用更为贵重的铜和金箔铸造出了全新材质的牙璋，并继续作为祭祀重器使用。三星堆人对牙璋的使用已上升到信仰层面，超出了一般文化交流或贸易所能带来的影响，故有学者推测“三星堆二期文化很可能是夏末商初时，由迁入成都地区的夏遗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相结合所创造的一种新型文化遗存”。

　　殷墟甲骨卜辞和周原甲骨文中，屡见“伐蜀”“至蜀”等记载，“蜀”即位于今四川盆地的古蜀国，可见殷商王朝对蜀地开发和经略的脚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据文献记载，在商末周初之际，远在西南的蜀人，也跋山涉水，不远万里参加周武王伐纣的联军，可见蜀人和中原王朝的联系，自始至终也没有中断过。

　　古代文献中有禹生西羌的传说（“禹生石纽说”），其实这个神话传说并非真的是说大禹生于四川，而是意指当时的巴蜀地区是“禹迹”所至之地，是禹域亦即华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古蜀文明是多元一体的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研究，三星堆文化的时间跨度等同于从二里头文化二期到商末周初，即公元前1680—前1046年前后，年代明显晚于河图洛书神话传说诞生的古史传说时代。

　　“器以藏礼”，大量带有中原文化因素的青铜器和玉器等礼器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集中出现，是华夏文化深入传播至四川盆地和成都平原的鲜明体现，而三星堆龟背形网格器的出土则充分反映了殷商时期古蜀文明对中原文明的深刻认同。

　　凌家滩玉龟版的真相

　　1987年6月，在安徽含山凌家滩一座史前时期墓葬中，发现了一组玉龟版（87M4：29、30、35，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玉龟出土时置于墓主胸部，圆雕，分为背甲和腹甲两部分，在两甲之间，夹置一长方形刻纹玉版。玉版呈片状，平面略弧，两端略内弧，表面精整，三侧磨出榫缘，两短侧各对钻5个圆孔，长侧则对钻9个圆孔，但有2个圆孔邻接，可能本是要钻8个圆孔，无榫缘的长侧两端各对钻2个圆孔。玉版正面有阴线刻琢的复杂图纹。在其中心有一小圆，内绘八角星形。外套大圆圈，两圆之间以直线分割为八等分，每分中有一个饰叶脉纹的圭形。大圆圈外有四个饰叶脉纹的圭形，指向玉版四角。

■凌家滩出土的玉龟版 作者/供图

　　凌家滩玉龟版因其独特的造型和罕见的图纹，震惊了当时的学术界，很快引起海内外学者积极讨论。学者一般认为玉龟应系占卜工具，对玉版图纹的性质也有一些推测。陈久金认为其系河图洛书的前身。饶宗颐认为其系表示方位与数理之间的关系，实即河图洛书。李学勤指出，玉龟版的重要性，从其在墓中陈放的位置不难看出。玉版上的图纹如此复杂精细，必然有特殊意义，不能以普通的装饰花纹来说明。玉版同玉龟的结合，更非偶然。玉版上面的图纹，任何人一看之下，都会联想到八卦，所体现的是中国远古以来的宇宙观念。这些看法皆极富启发性。

　　凌家滩出土的玉龟版同三星堆出土的龟背形网格器虽材质不尽相同，时代也相差较大，但二者在造型上有很明显的共性，其基本的形制即是外为神龟内夹置图纹玉版。汉代儒士认为，“河图”就是八卦，“洛书”就是《尚书·洪范》的“九畴”。凌家滩出土玉龟版上的图案，显然与古史传说及文献所述“河图”颇似，因而学者多认为玉版上的图案就是八卦图。

　　凌家滩M4出土的陶片有两个热释光测定年代结果，分别为距今4500±500年与4600±400年，所以这座墓明显晚于古史传说中伏羲氏的年代。据其造型和纹饰特征来看，陈久金、饶宗颐等说自然不无道理。结合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来看，更可进一步证明陈、饶之说，凌家滩玉龟版即传说中的“河图”。

　　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含山县铜闸镇，是长江下游巢湖流域迄今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型中心聚落遗址，年代为距今5800—5300年。遗址区内发现有人工建造的祭坛、大型氏族墓地以及祭祀坑、红烧土和积石圈等重要遗迹，出土大量精美玉礼器、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种种迹象皆表明，当时凌家滩社会正处于文明相对发达时期。

　　在凌家滩遗址以北约200千米，位于安徽蚌埠涂山南麓、淮河东岸禹会区秦集镇的禹会村遗址，是一处较大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面积约60万平方米），发现有沟槽和圜底坑、火烧堆、方土台、长方形土坑遗迹，出土有陶器、磨石、草木灰、兽骨、兽牙等。禹会村遗址的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在公元前2300—前2000年之间，与凌家滩遗址恰相衔接。

　　可见，作为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地方类型，凌家滩文化已较为发达，当时的凌家滩人精通天地物理之数，出现河图洛书一类的物品，自然也毫不奇怪。凌家滩遗址地处江淮之间，凌家滩文化同中原地区时代相当以及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承发展，考古学者多有论述。起源于中原地区的河图传说，流传到江淮地区并为当地人所认同和吸纳，有足够的时空条件和内在动力。

　　退一步讲，即便凌家滩出土的玉龟版与三星堆出土的龟背形网格器并非同一性质的东西，但也深刻反映出，在中华文明早期，中原文化的核心要素业已深入传播到江淮地区。玉龟版与龟背形网格器的出现都绝非偶然现象，皆系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

　　总之，河图洛书虽系神话传说，但证以考古出土的实物资料，可证其并非空穴来风。凌家滩出土的玉龟版和三星堆出土的龟背形网格器，以具体的实物和图案，揭开了河图洛书的神秘面纱，同时也见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形成和发展过程，是当之无愧的国之瑰宝。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考古学视野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研究”（22VL00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