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佛教传入中土，便与本土易学展开了长期的交融互动，历经千年积淀，至明代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佛学易”。佛学易是佛学、儒学、易学三者深入融通后的又一次文化融合创新，学界一般以蕅益智旭及其《周易阐解》为典型代表。但这一思潮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其前驱者甚众，憨山德清便是略早于蕅益智旭且对佛易会通多有系统阐发的关键人物。

　　憨山德清（1546—1623）的佛学思想以禅学为核心，兼收华严、天台、唯识诸家，广泛涉猎儒道二家学说，是晚明时期广阐三教合一思想的代表性人物。在易学方面，他自幼便打下深厚基础，曾自述：“予年十七，是岁讲《四书》、读《易》并时艺及古文辞诗赋，即能诗述文，一时童子推无过者。”他虽未撰写专门的释易专著，却将易学思想融会贯通于其论著之中，不仅直接引用易学文本进行发挥，更在行文间处处化用《周易》文句与思想，实现了佛易二者的浑然融通。

　　憨山德清明确提出“《易》尊卜筮”的观点。一般而言，《周易》为卜筮之书是古今学界的共识，但明确提出“尊卜筮”的主张却并不多见。在憨山看来，所有经书皆为圣人之言，《周易》与《春秋》二者相依相须、互为表里。他指出：“《易》尊卜筮，《春秋》尊君父，皆圣人之言也。《易》治之于未萌，《春秋》治之于既乱。《易》言神道之吉凶以惧之于幽，《春秋》言人道之赏罚以惧之于显。”二书虽各有侧重，一主“未萌”之防、一主“既乱”之治，一明幽微之神道、一显人世之赏罚，看似有本末幽显之分，实则阐述的是一贯之道，因此“左氏以《春秋》之事词，阐《易》之旨”。

　　需要明确的是，憨山所谓的“尊卜筮”，并非强调卜筮的占算功能本身，而是注重通过卜筮贯通天道、体认天命。正如其所言：“俟诸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者，知者畏之，以为天命。”当时有人批评《左传》“好言鬼神卜筮之事”，憨山则为之辩护，指出卜筮的真正用意在于提前洞察吉凶、昭明善恶，使人明白“善恶必稽其所终，祸福必本其所始”的道理。基于此，他认为阴阳术数、卜筮堪舆等术法亦有其核心要义，可从中抽绎出天地自然之理，以达天地合德、心体之本。憨山“尊卜筮”说是宋明以来关于《周易》性质、作用与应用等问题讨论的延续与发展。在朱熹“《易》本为卜筮之书”与王阳明“卜筮者，不过求决狐疑，神明吾心而已”等观点的基础上，憨山进一步注入了佛学视角与内涵。

　　憨山还提出“《易》为心法”的核心观点。如果说“尊卜筮”延续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命观，那么“《易》为心法”则在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经籍的创作之源与价值之本。憨山认为：“盖古之圣人无他，特悟心之妙者。一切言教，皆从妙悟心中流出，应机而示浅深者也。故曰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这一思想同样适用于《周易》，正如《春秋》“报应影响之征，鬼神幽明死生之故，随事标旨，据案明断，使亡者有知，爽然知圣人赏罚之微意，以服其心”，其核心是“以意在心法，不在史”；而“《易》之吉凶利害、忧虞悔吝，《楞严》之四生十二类、生天堕狱，左氏之兴亡善败、与夺功罪，总皆一心之自为感应而已”。由此可见，《左传》与《周易》都揭示了天道人事的原委本末，二者所论的吉凶赏罚不谋而合，皆源自圣人对妙心的彻悟，因此左氏心法即《易》之心法，更是憨山以心法贯通佛、儒、易三家思想的体现。

　　《易传》有“无思”“一致而百虑”的说法，憨山对此解释道：“多思多虑，于心转见不安。今既悟明此心安然自在，举心动念，圆满洞达，天下事物了然目前。此等境界不是聪明知见算计得的，乃是自心本体光明照耀，自然具足的。”他从佛学与易学交汇的视野，强调真正的理解和认知不在于表面的思虑与计算，而是通过心灵的平静与内在觉知来实现对世界的深刻理解。换言之，当个体尚未明了自心本体时，会依赖妄想、思虑和计算来理解世界，但这些努力往往难以达到真正的理解和领悟。只有通过自性光明，发挥内心的清净觉知，“齐观并照”之下方能了悟世界万物的本质。这既是儒家修身之道，也是佛教心性修养的要义，更是以心法解《易》的明显案例。

　　憨山对“易”之奥义的解读深得《周易》旨趣，揭示了易之变易、不易、简易三义的深刻内涵与践行之道。他说：“天地一指也，万物一体也。水火相射，山泽通气，风云呼吸，潮汐吞吐，乾坤辟阖，昼夜往来，无一息之停机。如人日用食息起居耳，复何怪哉？”在他看来，天地造化、人事日用，都是客观自然的一部分，应当坦然正视，深刻体认其中变与不变的道理。他进一步阐释道：“人皆知变之为变而为之变，而不知变有不变者存焉。苟知其不变，则变不能变之矣。苟不知其不变，虽无变何尝不变哉。”这种对变与不变的解读，尤其所言“处其不变而变之”，既契合《周易》的核心思想，又融入了佛教的圆融智慧，体现了佛易会通的鲜明特色。

　　憨山能够实现佛易会通，既与他个人“由儒入佛”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也离不开当时儒学禅学化、以佛释儒的社会文化语境。其佛学易思想既具有援《易》入佛、以佛解《易》的鲜明特色，又兼具思想交互、应世化俗的超越性，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其一，佛学与《周易》交互化引，浑然一体。憨山的论著中，直接专门论《易》的篇幅固然不多，但《周易》的文句与思想却被他信手拈来、悄然炼化，融入佛学阐释之中，实现了二者的双向融通。如他以《易》解读佛教经典，“次即持国天王者。持国乃东方之天王，东方之卦曰震。震者，动也。东为群动之首。《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动也。’论云：‘动必有苦。’是则行人于生死动乱之中，而作至静之行，苟非神力加持，又何以臻寂灭之境哉。至若南方之卦为离。离者，丽也，虚明之象。西方之卦为兑。兑者，说也。若夫虚明悦豫之境，则无庸加持”。他还经由佛教思想会通《周易》，形成了宽广练达的视野，提出“治世语言，资生业等，皆顺正法。而华严五地圣人，善能通达世间之学。至于阴阳术数，图书印玺，医方辞赋，靡不该练。然后可以涉俗利生”。这些论述往往难以截然区分是援《易》入佛还是以佛解《易》，既达成了佛易思想浑然一体的理论效果，又以精妙的智慧实现了应世化俗的实践价值。

　　其二，以心为宗，兼摄万法，构建系统的理论体系。憨山释佛论《易》，并未停留在佛易思想的简单互摄互通层面，而是试图进行新的理论建构，将佛、儒、易三家之学整合为一个较为合理的思想系统。其中，最具概括性与统摄性的核心概念便是“心法”。他明确指出：“心者，万法之宗也。万法者，心之相也。死生者，心之变。善恶者，心之迹。报应轮回者，心之影响。其始为因，其卒为果，如华实耳。”在他看来，“心”是万事万物、一切现象的根源，涵盖了宇宙间所有的存在状态与发展过程；“万法”则是“心”的显现与表现形式，众生的生死、善恶等，都是“心”的变化、轨迹与影响。他强调，心、法、圣人三者同源归一，因此圣人之言，无论属于儒学还是佛学，都具有一致性，“非左氏之心法也，仲尼之心法也。非仲尼之心法也，千古出世经世诸圣人之心法也”。

　　其三，融合佛学心论与明代心学易，构建新理论形态。一方面，佛教心性论是佛教哲学与中国本土哲学交融的重要理论成果，自南北朝佛性论思潮兴起后，心论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核心议题，明代佛教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因此憨山将“心法”置于核心地位。另一方面，憨山的易学思想与宋明易学联系紧密，尤其注重融合佛教心性论与明代心学易，以佛化易说集成、催生并发展出具有新思想活力的佛学易。他以心法概括儒门典籍、解读《周易》，即与明代阳明心学的观点高度契合。如王阳明论曰：“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正，所以尊《易》也”。因而，憨山以心法论儒家思想、解读《周易》，既是明中期以后三教合一背景下儒学与佛教深度融通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国思想文化长期积淀、传承演化的必然结果。

　　憨山德清的佛学易将儒学、佛教、道家与易学等诸多文化资源纳入自身的思想视野，打破了各家思想的壁垒，进一步拓展并深化了对《周易》文本与思想的理解。与简单以佛摄易的观点不同，憨山采取了温和文本阐释与思想融合的方式，既尊重《周易》的本土文化特质，又融入佛教视角，成为佛学易发展历程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