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18年开始酝酿“新南方写作”这一概念，并在2020年的长文《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中正式提出。提出这一概念有较自觉的问题意识，这一问题意识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当代汉语写作因为传统的延续，在“土地—现实主义”这一叙事框架里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同时也限制了当代汉语写作的另外一个面向，即“海洋—现代主义”。这是当代汉语写作一个急需开拓的领域，因为南方在地理上与海洋紧密相连，通过“新南方写作”的命名可以有效地召唤出这种现代海洋写作。

　　第二，从当代文学的地理构成上看，虽然各个区域的文学写作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和叙述，但这一叙述基本上是“行政”意义上的，也就是以“行政区划”来代替“地方”。地方性要么变成了一种民俗奇观，要么变成了中心话语的点缀。这种地理版图的构成不利于文化有机体的真正发展，无法产出真正的创造性价值。“新南方写作”的提出，正是要强调文化的地方性主体，在这个意义上，“新南方写作”不过是一个引子，后面陆续提出的“新北京作家群写作”“新浙派写作”都是这种诉求的反映。未来即使没有类似的命名，但对地方性主体的强调也将越来越常见。  

　　第三，在当代文学史/文学批评的历史叙述中，时间的进步论一直是一个基本的认识装置，在这种装置下，文学的代际论（如“70后”“80后”“90后”等）成为一种重要的指认和命名。这显然忽视了文学作为一种复杂的意识形态生产的特殊性。在晚近的观察中，基于物理时间的进步论已经部分丧失了其效用，与此伴随的是文学的代际论也越来越丧失其阐释的活力。更重要的是，代际的区别和这一区别带来的文学革新力量是有限的。因此，从时间向空间的转移，也许是另外一种可能的路径，“新南方写作”正是这一转换过程中产生的一个重要锚点。

　　在这些问题意识的驱动下，“新南方写作”自提出以来就得到了批评界、学术界与文化界的广泛关注，众多批评家、学者、作家和媒体人都加入了这一话题讨论中。因为讨论的热烈程度，“新南方写作”还入选了2022年人文学术十大热点。从传播的角度看，这个概念已经成了一个具有一定通约性和大众性的话题。虽然现在来总结“新南方写作”的“成果”还为时尚早，因为作为一个极具生长性的概念，它还在其理论旅行和理论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扩张、调适和修正自身，但是，围绕这一话题，依然有一些重要的实践指向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随着“新南方写作”概念的提出，一批具有“新南方”特质的作家作品得到指认。这些作家作品主要有邓一光的《邓一光南方短小说》、林白的《北流》、熊育群的《金墟》、黎紫书的《流俗地》、朱山坡的《蛋镇诗社》、蔡东的《月光下》、林棹的《潮汐图》、林森的《岛》、王威廉的《你的目光》、葛亮的《燕食记》等。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与“新南方写作”产生了“互文”性，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新南方写作”现象。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可以说这是自“寻根文学”之后的再一次地方性写作热潮。

　　第二，“新南方写作”的概念和实践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重新去审视和理解中国文化结构中的南北关系。众所周知，在中国的文化结构中，基于地理的“南北”内化为一种文化的分野并形成了一套表述南北的符号系统和修辞系统，比如“南渡”“南迁”“北上”“北望”，等等。在长期的历史叙述中，北方（中原）往往代表着权力的中心和文化的正朔，而南方往往被视为边陲和蛮夷之地。如何在当代视野中激活南方的主体，这是“新南方写作”的重要文化指向。笔者最近正在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整理、编撰自“楚辞”到当下的“南方读本”，试图在长跨度历史书写的基础上建构当代“南方学”。这一“南方学”，不仅在历史的纵轴上汇集中国的南方想象和南方书写，同时也在空间的横轴上与全球南方形成呼应。

　　第三，以“新南方写作”为媒介，重新理解当代中国人，尤其是普通人的历史和自我。在深圳、东莞和广州等地，普通读者对于“新南方写作”的热情很高。这些普通读者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虽然生活在南方，但是对南方并不完全了解，他们虽经历了南方风起云涌的改革史，但一直没有机会去记录、思考与自己个人命运如此密切相关的时代变迁。他们普遍具有一种表达和书写的冲动，这让我们意识到，“新南方”的历史，也是千万普通人的历史，“新南方”的写作，也是千万普通人的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新南方写作”与“新大众文艺”之间具有了对话的可能。作家邓一光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认为 “新南方写作”不仅是一个当代文学写作的概念，也应该是一个具有人类学指向的概念。通过这一概念，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我与历史、自我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理解自我、族群、时代之间复杂共生的关联。

　　总之，虽然“新南方写作”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一定的学术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不管是从最初的问题意识，还是如今的多重实践指向来看，“新南方写作”已经在路上，而且必将继续生机勃勃。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