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文坛的重要文学现象，“新东北作家群”与“新南方写作”相关概念的讨论背后，不仅凸显了地域文学生产经验在当代文学中的重要作用，也体现了地方视野在作家群构建过程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新东北作家群”的提出，不仅承继了现代文学视域下“东北流亡作家群”的书写传统，即对于现实社会的敏锐关注，也与东北老工业基地在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密不可分，它基于一批“80后”作家对那一段特定时期消失的集体记忆的追忆。“新南方写作”的出现则是一种内在文学自觉与外在媒介推动之下的“合谋”。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地域写作，“新南方写作”涉及的范围更为广泛，在部分学者的定义中甚至突破国界被延展至泰国、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由此可见，“新南方写作”早已摆脱学术界对具体地域范畴的探讨，而被赋予了更为广阔的内涵与外延。相较于“新东北作家群”内涵的确定性，“新南方写作”具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它是一个开放且不断被建构的概念。

　　“新东北”与“新南方”文本的生产

　　双雪涛、班宇与郑执的创作聚焦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北工业城市转型中的问题，因这些作品独具特色的叙述风格和艺术手法，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三位作家最初被称为“铁西三剑客”，后来被视为“新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他们的小说不断被改编为影视作品，譬如双雪涛的小说《平原上的摩西》被改编为《平原上的火焰》。黄平认为，他们表达了一种“隐藏在地方性怀旧中的普遍的工人阶级的乡愁”（《出东北记：从东北书写到算法时代的文学》）。这批“80后”东北作家的集体出场，唤醒了读者关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共同记忆。

　　学术界对于“新南方写作”的定义并不统一。有论者提出：“‘新南方’成为想象当代中国的一种方式。”（曾攀：《新南方写作：地缘、经验与想象》）事实上，定义者的知识结构决定了对这一概念理解的差异。“新南方写作”首先被赋予了某种南方的地域文化特质，其次才是它本身所蕴含的地理美学原则和意义。回到文本本身，“新南方写作”主要以林棹的《潮汐图》、霍香结的《日冕》、黎紫书的《流俗地》、葛亮的《燕食记》、 朱山坡的《蛋镇诗社》、吴君的《阿姐还在真理街》等文本为代表。林棹的《潮汐图》以巨蛙视角叙述了一个亦真亦幻的故事。黎紫书的《流俗地》讲述了华人盲女古银霞的个体命运。葛亮的《燕食记》通过饮食文化的视角展开叙述。朱山坡的《蛋镇诗社》采用非线性叙事结构全篇，延续了作者对虚构地域“蛋镇”的书写。吴君的《阿姐还在真理街》聚焦于对深圳某城中村的书写，构建出具有特色的地域风貌。

　　地域文学构建的路径及其可行性

　　当代美国文学地理学学者埃瑞克·普利托提出：“地方的概念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而人类经验又是任何实际地方定义的核心。”（《文学、地理和后现代地方诗学》）换言之，地域文学概念的提出与人本身的活动及社会交往密切相关，无论是“新东北作家群”对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怀旧书写，还是“新南方写作”对于南方叙事内涵与外延的扩展。作为一种研究路径的“新东北写作”与“新南方写作”，体现了研究者对于区域文学的关注，地方路径或地域书写体现了该区域在新时代以来的文学转型与审美新变。法国学者贝尔唐·韦斯特法尔曾在《地理批评：真实、虚构、空间》一书中坦言：“地理批评的不同角度主要包含在空时性、越界性和指涉性这几大前提中。”而“新南方写作”中的“跨地域”“跨国界”等命题与贝尔唐·韦斯特法尔提到的“空时性”与“越界性”等概念不谋而合，体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地域文学研究者所面临的共同命题。这些涉及文化与文学地理学命题的论述，不仅把握了地域文化的美学特质，其中所蕴含的跨界多元视角也为我们理解地域文化间的交往提供了诸多可能。

　　将研究视野聚焦当下，“新东北”与“新南方”的提出基于某种文学层面共同的美学特质。例如，关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新东北作家群”主要是“80后”作家。因为他们经历过经济体制改革以及老工业基地厂区家庭生活的变迁，所以他们对社会转型时期经验的书写才会如此深刻。尽管“新南方写作”的概念尚未定型，但他们的写作能够体现出南方地区，特别是岭南地区文学的流动性与审美特质。此外，林棹的《潮汐图》、朱山坡的《蛋镇诗社》以及黎紫书的《流俗地》等文本中的跨地域特质也频繁体现。无论是“新东北写作”“新南方写作”，还是最近出现的“新北京写作”等地域文学概念的提出，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地方性书写。从地域文学构建的路径与可行性出发，可以预测未来文坛关于地域文学相关命题的走向。

　　地域文学相关命题的未来走向

　　首先，地方性文学的命名还会继续，未来可能还会出现“西北作家群”“西南作家群”“粤港澳作家群”“东南作家群”等命名，或者以某座城市名命名的作家群，如“南京作家群”“武汉作家群”“北京作家群”等。而其中部分作家群之间也会出现重叠与交叉，而且这些群体之间的文学创作与美学风格也可能趋近。作家群成立的重要条件是主题或美学风格的趋近，这是其 “合法性”所在。

　　其次，作家群内部需要持续推出具有信服力的作品。如在“新东北写作”中，双雪涛、郑执、班宇等作者笔下对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持续关注；在“新南方写作”中，林棹、霍香结、黎紫书、葛亮、朱山坡、吴君等对于南方风土人情的全景式呈现。再如，在谈到西部作家群时，王蒙的《在伊犁》《这边风景》等文本通过“老王”的视角深入新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最后，作家群内部作家所秉持的地域文化书写立场更加鲜明。这种地域书写可能是对某地饮食文化的书写，比如陆文夫的《美食家》、葛亮的《燕食记》等；也可能是对于某一地域民族历史文化发展变迁的勾勒，比如迟子建对冰雪北国的全景描摹、毕飞宇对苏北水乡地域文化的诠释、刘震云对延津地区风土人情的勾勒以及叶兆言对南京历史人文的再现等。此外，这种地域书写也可能是对地方语言的多维呈现。比如，“新东北作家群”小说文本中频繁出现的东北方言，特别是口语、俚语等具有地域色彩的小说语言，这些语言具有较强的地域辨识度。再如，老舍文本中的“京味”，池莉小说中的“汉味”，陆文夫作品中的“苏味”以及冯骥才笔下的“津味”等，无不体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与文化书写立场。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