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新北京作家群”“文学新浙派”和“新西部文学”等地方性写作潮流不断涌现，中国文学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文学地方”。“文学地方”虽然关涉地理意义上的种种“地方”，但更多却是一种文学的“发明”，是作家以其各自独特的地方意识，以文学的方式自觉建构出来的“地方”。在这样的建构中，作为文学本质方面的语言显然成了关键性因素，也决定了“文学地方”与“视觉地方”“政经地方”的根本不同。

　　“文学地方”建构的基本前提

　　“文学地方”发明与建构的基本前提是作家的地方性自觉，这一点，诚如“新南方写作”的代表性作家朱山坡在《南方的虚与实》一文中所说的，在其从事文学写作之前，“南方是虚的”，而“我最早在乎和思考‘南方’是因为我走上了写作这条路”，“是我试图直面世界的时候突然发现脚下这块土地的重要”，“我买了一个巨大的地球仪，找到了我的家乡方位和生活的地方”，“此时的南方是实的”。在这样的意义上，正是文学使他发现了一个“实的”南方，也正是以此为基础，他才对这样的南方“记录着，描述着，建构着，让它像水一样在我的文字里荡漾开去”，并且以其故乡广西北流市六靖镇为原型，建构了一个叫作“蛋镇”的“文学地方”。他说：“我把自己的家乡所在镇作为我的文学地理，命名为‘蛋镇’，赋予了它复杂的意味。蛋镇，意味着封闭、脆弱、孤独、压抑、焦虑乃至绝望、死亡，同时也意味着纯净、肥沃、丰盈、饱满，孕育着希望，蕴蓄着生机，一切都有可能破壳而出。它就是我记忆和想象中的‘新南方’。但它只是一块切片，一个缩影，一方图景，一种建构。”在这样的自述中，作家将一个具体的地方以语言（文字）的方式建构出意味复杂的“文学地方”的生成机制，相当明了。

　　朱山坡这里所说的语言当然是汉语——更准确地说，是带有粤语色彩的汉语。对他所身处的“新南方写作”，笔者曾经在华语文学的视野下，将其看作世界文学空间中华语文学的一次跨区域、跨国别的成功变构，显示出华语视野对于“新南方”的发明潜能。在此视野下，当前中国的“文学地方”一定会有新的发明。

　　华语文学的两种“世界性”路径

　　作为一个“文学地方”，“新南方”的发明与建构跨越了中国南部边地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华语写作区，“新南方写作”也因此具有了世界性的内涵与意义。实际上，在当下中国的北部边地，同样有着与其对应的“新北方”和“新北方文学”。英国学者彼得·戴维森在其著作《北方的观念》中认为，在中国，“一堵城墙，雄壮巍峨，它的出现开启了北方”，这堵城墙自然就是指万里长城。长城东起北纬40度的山海关，北部是我国辽阔的北方，包括我们俗称“关外”的东北和内蒙古、新疆的北部边地，“新北方文学”正是对这一北方的文学发明。在此意义上，处身关外的“新东北文学”便可突破其目前相对有限的地域界定和仅集中于双雪涛、班宇、郑执等少数几位作家的局限，一方面将其扩展到包括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等东三省在内的整个东北和东北的文学；另一方面，亦可将其进一步纳入更加广阔的“新北方文学”，从而获得更加丰厚的内涵与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

　　相较于“新南方”的酷热、潮湿和海洋性等特点，“新北方文学”所发明与建构的“新北方”迥然不同。我们在“新北方文学”中的代表性作家与诗人，如东北作家迟子建、金仁顺的小说和诗人李琦、林雪、李轻松的诗，内蒙古作家海勒根那、渡澜的小说和诗人广子、西凉的诗，新疆作家刘亮程、李娟的散文和诗人沈苇、张好好的诗，都能看到北方边地在自然、文化等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特点。他们作品中的风雪、严寒、苍茫辽阔的大地、荒野、草原、戈壁和沙漠，正好与“新南方”处于两极。而其中的关东文化、草原文化、萨满文化和满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的民族文化等，也不同于“新南方文学”中的岭南文化、潮汕文化、闽南文化和妈祖文化等。

　　有学者曾提出，双雪涛等人的“新东北文学”不仅在地理区域上与“新南方写作”“遥遥相望和彼此呼应”，更因为其“显现着世界工业锈带的共同体验”而与后者一样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武兆雨：《由“边缘”向“世界”的腾挪》）。我们在李娟的散文《冬牧场》中，读到了哈萨克民族丰富多样的游牧生活：转场、挤奶、搭毡房……真切动人，而在海勒根那的小说《寻找巴根那》等作品中，则读到了对草原生态的忧思和对游牧文明的追怀，其中所包含的生态关切和对文明多样性的尊崇，同样具有世界性意义。更何况，他们笔下的草原生活与游牧文明，亦与周边的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国相似。“新南方文学”以华语为桥梁跨越国界而具有了世界性，“新北方文学”则以经验的共通跨越了国界，同样获得了世界性意义，两者互补，凸显了华语文学两种不同的“世界性”路径。

　　华语作家的“新域外写作”

　　我们讨论华语视野对于“文学地方”的发明及其所具有的世界性，不能忽略华语作家的异域书写。这些年来，很多移居或旅居海外的作家与诗人以他们的创作，书写了世界许多其他国家的“文学地方”，其中尤应关注的是青年作家与诗人如张悦然、蒋在、王欣婷、杨好和王彻之等人的“新域外写作”。

　　与“新南方写作”立足于中国南部边地、“新北方文学”立足于中国北部边地不同，“新域外写作”指的是移居或旅居海外的青年作家以华语书写域外生活的文学实践。它并不是以往“留学生文学”或“新移民文学”的简单延续，而是一种新的文学现象。在这样的写作中，作家们已经不再执着于身份认同，也超越了以往乡愁与回归的叙事框架，而经常以游离性的姿态书写他们在全球化时代的域外生活和留学、短居、旅行等流动经验。他们作品中的“文学地方”——无论是杨好和王欣婷的“文学伦敦”，还是蒋在的“文学温哥华”等，都呈现出一定的疏离感。比如，蒋在的小说《飞往温哥华》，虽然经常会写到温哥华的街道、景观与超市，但是正如小说中的妈妈所深切体会到的：“温哥华的确美好，可那是人家的”，“天车从窗外闪过，雪地里映出车厢的灯光，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呼啸而过，对于她却像是陌生的旅途，既遥远陌生，又不可思议”。在一篇题为《小说中的“异域”或“距离”》的“创作谈”中，蒋在说：“就小说而言，我想‘异域’指向的更多的应该是一种距离，陌生而游离的距离。它是小说中作家创造出来的‘异域’”，“我一直想寻找的是叙事中的‘异域’”。小说中的温哥华，正是其创造出来的一方异域 —— 一个有着“陌生而游离的距离”的“文学地方”。而这恰好体现了“文学地方”最为核心的生成机制，即它不是对地理的复刻，而是语言和想象的“发明”。

　　从朱山坡笔下意味复杂的“蛋镇”，到蒋在小说中陌生疏离的“温哥华”；从“新南方写作”对“新南方”的发明，到“新北方文学”为“新北方”的赋形，再到“新域外写作”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书写，以及我们未及讨论但其实在我们的文学中有更多呈现和更为丰富的“文学中国”，当越来越多的“文学地方”在世界版图上被我们不断标注与凸显，华语文学在整个世界的文学空间中，会成为深刻有力的定义自身、也定义世界的书写者。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