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生产力对学者职业发展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在当前学术界，许多研究机构将此作为科研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指标，关于论文发表数量与质量之间关系的讨论也从未停止。众所周知，论文发表的数量与质量决定了学者能否在特定领域成为学术明星，或是在学术生涯的边缘挣扎求存。瑞典跨国和平与未来研究基金会联合创始人扬·奥伯格（Jan Oberg）教授长期致力于和平与冲突研究。他曾在多个国家担任客座教授，并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表演讲。近期，他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围绕科研生产力进行深入解读。谈及何为优质科研生产力，奥伯格认为，当以数量为主的评价方式被过度使用时，研究的原始意义便会衰退，科研机构也将沦为“流水线式”的论文工厂。

　　量化生产导向破坏原始创新

　　奥伯格：仅仅强调论文发表数量是非常危险的。事实上，科研生产力就像一些哲学家所称的“本质上存在争议的概念”。它应当注重品质而非数量指标，过度量化无疑会产生负面影响。高质量的学术研究需要长时间、不间断的深度思考过程；而工业化的学术生产模式会分散注意力，并降低思考深度、削弱研究深度。人类发展进程中，许多重大突破源于多次试错，而非快速产出，量化生产导向会破坏原始创新。

　　当把生产力作为学术生产的衡量标准时，它就会变成一种起反作用的“毒药”。就像当前的学术产出，往往以量化指标进行衡量——这种现象对学术质量而言是灾难性的。我对此的担忧主要在于：它将限制研究视野、扼杀求知欲。而学术研究与探索本质上源于求知欲，需多方探寻、反复钻研，有时漫无目标甚至完全不拘泥于既定规划。

　　从某种程度而言，学术研究是一门艺术或技艺，而非“流水线式”的生产。精湛的技艺需要不断斟酌、打磨、反思，而这一切在外人看来显得“效率低下”。缺乏持续的阅读、思考与写作，任何学术成果都无从积累。因此，每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都应当格外谨慎，切勿将外部量化指标作为唯一标准，否则，只会降低学者探索真理的动力。目前，量化评估体系优先考虑诸如积分、排名、发表数量、引文索引、项目资助计划以及出版指标等外在激励因素。根据我的经验，当研究机构受到过多的行政监管或干预时，且出于经济市场需求的功用主义占据主导地位时，以上特征会变得更为明显。

　　当学者的价值以产出数量作为评价标准时，他们倾向于规避高风险的长周期项目，且容易放弃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当前，有一种趋势，许多学者回避那些需要冒风险或有待新开发的未知研究领域，转而选择一些安全系数较高、相对稳妥的研究领域。造成这种局面的部分原因是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鼓励“安全”“稳妥”的研究。同时，在研究领域，以数量为导向意味着那些能够在市场上产生可量化成果的研究才有更大的概率获得资助；而其他类型的研究，如一些富有创意的研究将被忽视。

　　如今，许多研究重数量、轻质量，也因数量便于横向排序，更利于各类评比。如评选全球最幸福国家这类研究皆是如此。重数量的做法也让考评工作变得简单：无论是评审考核还是选聘新任教授时，都能轻易对学者甲乙二人作出高下评判。

　　在此，我想借用一个揭示现代社会中某种弊病的概念——古德哈特定律，来进一步说明。该定律指出，越是量化考评产出成果，人们就越会刻意去制造可量化的成果，而非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成果。这一观点出自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古德哈特指出，一旦政策制定者紧盯某个指标（如通货膨胀率、货币供应量、科研产出率等），人们便会转而单纯围绕该指标本身进行优化决策，而非着眼于该指标原本要反映的初心。

　　在此举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期刊排名本是用来评判学术质量标准，但一旦沦为追逐的目标，学者从事研究便不再围绕学术问题本身，而是一味迎合期刊发表要求。科研基金资助原本旨在为学术研究提供支持，但一旦成为争夺焦点，学者耗费在申请经费上的时间远超潜心科研的时间。

　　这还会带来另一个严重后果：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可能会逐渐消失，而其中大部分最终沦为定向委托式研究成果。但如果我们放眼艺术领域，譬如绘画，我们该如何对达·芬奇、伦勃朗、毕加索或劳森伯格的艺术作品划分高下、量化评价？倘若以可量化的产出效率作为首要评判标准，我不禁思索，东西方是否还能孕育出那些伟大的古典思想家？又何以涌现出爱因斯坦这类巨匠，以及其他顶尖的文化艺术大家？

　　营造良性而平衡的学术氛围至关重要

　　奥伯格：注重热情与兴趣的研究，对于营造一种良性而平衡的学术氛围至关重要。遗憾的是，在一些科研机构，学术氛围已每况愈下。见证新事物和新视角涌现带来的巨大喜悦，成为一件很难的事情。

　　我想对部分学者说：如果感到压力巨大，甚至陷入自我封闭的状态，或无法感受到身为学者这一职业带来的日常快乐，也无法成为更幸福的人，那就离开学术界吧！庆幸的是，在某些科研机构中，创新型人才得到激励，但这类机构更多存在于自然科学领域，而非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哲学家、文学家或艺术家应当与芯片发明家或核物理学家同样重要，并受到同等的尊敬。

　　几十年来，我最出色的学生们都是对某一领域怀有深厚热忱、立志为改变世界作出贡献的年轻人。他们涉猎广泛，阅读大量书籍，并反复思考那些能够帮助理解复杂世界的深刻论述——对于这些学生而言，学习并非单纯为了通过考试、积累更多分数，或追求数量指标，或进入就业市场寻找工作。他们的求知动机源于好奇心和个人深层的驱动力——最为重要的是，始终保持基础研究的自由性，不完全受“社会需求”影响。外在的束缚往往会割裂甚至摧毁基础研究本身，侵蚀自由探索的精神以及终身学习的动力。

　　研究者的自驱力与创造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个人特质。众所周知，有些杰出学者一生著作数量算不上多，却因其作出的开创性贡献，以及撰写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之作而备受尊崇；而另一些学者，比如和平与未来研究专家、我的前同事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则著述等身，他曾撰写了160余部专著和数千篇论文，在全球各地发表演讲，并创立了多个学术机构和期刊。他作出的这些成就对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和平与冲突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艺术与政治领域，同样存在低生产力与高生产力的不同类型。高生产力与低生产力以及高质量与低质量之间的相互组合，构成了判断学者科研成果的四类划分维度。具体某一位学者应归入哪一类别，需根据个案具体情况来确定。

　　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讨论的是一个四类学者群体的分类体系。其中一部分学者既才华横溢又富有创新精神，且成果丰硕；另一部分学者既无才华也缺乏建树，其余大多数学者处于另外两类区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特质的问题，但同时也与学术界的整体氛围息息相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或其他科研机构的管理模式十分重要——管理层致力于在科研人员中培养和激发何种特质，科研人员所处的学术环境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治学风气与精神也是重要因素。

　　优秀的学者不会局限于竞争范畴

　　奥伯格：这类现象的确存在。不可否认的是，许多学术领域存在“弯道超车”式竞赛——在这种环境中，追求产出比创造力更为重要。真正的竞争，应当是与自我而非他人之间的较量。在我看来，那些永葆好奇心、不断改进既有研究成果、乐于尝试新方法，去探索新思想与新领域的学者，远比那些局限于既定竞争框架内的学者更值得鼓励。因为与他人的竞争，本质上是与竞争对手展开的攀比式较量，而非真正专注于内心的自我成长。

　　充满竞争性的角逐，意味着要受许多智力之外的不可控因素的干扰。这只会催生出一种单一维度的竞争能力，该能力仅限于由参赛者共同划定的领域或议题范围——而这些范畴，未必契合真正重要的科研能力。一位真正优秀的学者不应局限于这些范畴，应当对世界以及研究的本质持有一种更为开放、充满好奇心的态度。

　　新想法往往出现于不经意时刻

　　奥伯格：坐在“冷板凳”上固然不错，但或许躺在沙发上、散步、跑步，或写诗、弹钢琴、听音乐也同样有益——这些活动都能够激发灵感。尤其在社会科学领域，与同事共进美味佳肴、共享美酒，畅谈心事、任思绪自然流淌，同样能带来启发。

　　众所周知，新想法往往出现于不经意的地方和时刻——有时甚至是在与研究完全无关的活动中。因此，有必要随身携带笔记本和笔，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新颖的想法何时会闪现。

　　避免学术研究过度功利化现象

　　奥伯格：现实生活中，过度市场化，会使学术研究沦为对成果的排名排序，以及由此带来的比拼排名的功利表现，与发自本心、深耕求索的学术初衷渐行渐远。过去几十年间，一些西方学术机构逐步淘汰了那些基础性不足、无法适应市场需求的大学课程与项目。在与自然科学、技术创新的竞争中，人文学科遭受了严重冲击。如今，许多社区正逐渐沦为科技园区，而非具备文化及其他非量化特质的社会共同体。

　　今天，艺术的本真同样受到市场的冲击。艺术在很多时候已沦为一种商品。不少艺术家开始为市场而创作，以销售和盈利为目标，而非纯粹为了艺术本身。华尔街的亿万富翁们在拍卖会上竞相出价；大型企业为一幅油画支付天价；曾经出于个人爱好热衷收藏艺术品的人已属于少数群体。人们评判一幅画作的标准已不再是其内在品质，而是其价格——如果价格昂贵，那它就被视为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同时也能提升拥有者的社会地位。在我看来，这种市场化倾向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文明的衰退。事实上，无论是科学还是艺术，均无法被纳入可量化的市场公式之中。

　　如果“市场化”的科研生产模式继续沿袭当前轨迹，科研将丧失其价值，沦为一种商品。这必将埋没真正优秀的科研人才。这种现象正在西方国家显现：大量新知识与创新成果诞生于大学之外。一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科研机构已“蜕变”为商业型科技园，而真正的学术发展则发生在规模较小的社群中——在这些社群里，志同道合的人士汇聚一堂，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协同创新。

　　负责科研拨款的政府应当更加关注学术领域存在的这些长期趋势与潜在风险，决策者也应当主动去了解古德哈特等学者的观点，并在实践中加以对照。否则，我们将陷入一个极度失衡的社会：人类福祉与幸福感荡然无存，沦为一片缺乏文明的高科技荒漠。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白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