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八点，大理洱海边的一家民宿露台上，“90后”程序员林源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的“同事”远在深圳，而他的“老板”是实时跳动的项目管理软件和远程协作群。同一时刻，杭州某共享办公空间里，自由设计师苏敏正与几位来自不同城市的创作者拼桌办公；成都一家社区咖啡馆中，数据标注师李想戴上耳机，开始处理来自一家自动驾驶公司的人工智能训练任务。

　　当下，摆脱传统工位、依托数字技术远程工作正成为我国就业版图上的一道新风景，从事这类工作的人，被称为“数字游民”。与之相伴，AI训练师、数据标注师、算法合规师等与数字经济紧密相关的新职业不断涌现，为青年就业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

　　当青年群体成为新就业形态的主力军，就业与劳动观念也在悄然转变。然而，当传统雇佣关系被拆解为个体自担风险的“任务组合”，劳动者的权益与尊严该如何保障？如何平衡技术创新活力与劳动者合法权益，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循环？近日，本报记者带着疑问，采访了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多位学者，共同探讨数字时代这一必须回应的命题。

　　“数字游民”折射劳动观念更迭

　　林源曾是深圳一家互联网大厂的软件工程师。每天朝九晚五，坐在格子间里写代码。2025年，公司推行混合办公政策后，他尝试“边旅行边工作”，从大理到丽江，再到成都和杭州。“我发现在任何地方都能完成同样的任务，只要网络稳定、电脑有电。”林源对记者说，他现在接一些自由职业项目，收入比在公司时略低，但生活成本也降了不少，更重要的是“时间完全属于自己”。

　　像林源这样的“数字游民”，在中国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他们活跃在电商平台、网络直播、内容创作、电子竞技、远程教育等多个领域。在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戚聿东看来，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催生诸多新行业新业态，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与新就业形态。2022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新增“数字职业”多达97个，标志着新职业已获得国家层面的官方认定与体系化梳理。

　　然而，并非所有从事新职业的人都像林源那样从容。在云南某数据标注基地，23岁的王芳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坐在电脑前标注数千张图片，为人工智能算法提供训练素材。“一单几毛钱，做得快挣得多，但眼睛受不了，颈椎也疼。”她告诉记者，自己没有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也没有社保，“感觉像打零工，不是真正的就业”。

　　光鲜与隐忧的一体两面，恰恰揭示了新职业生态的真实图景。

　　新职业的集中涌现并非偶然，是技术、观念、市场多重力量驱动下的显现。其中，最深刻的变化发生在年轻人的头脑里。“如果说‘70后’追求铁饭碗，‘80后’渴望高薪，那么‘95后’和‘00后’更关心的是‘我能不能掌控自己的时间’。”陈静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从事招聘工作多年，观察到近年来许多年轻求职者在面试时最常问的问题已经不是“五险一金怎么缴纳”，而是“公司有没有远程办公政策”“加班强度大不大”。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文军提出，当前青年群体职业心态已从“组织忠诚”转向“技能自决”，“数字游民”所代表的自主化职业选择，本质上是青年适应不确定环境的生存策略，背后体现出其对职业自主与生活意义的双重追求。“Z世代”青年的劳动观正从“生存保障导向”转向“自我实现导向”，更加强调工作的自主性与内在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工智能经济研究室主任张磊认为，当前人工智能尚未对就业总量构成根本威胁，核心作用在于改变工作执行方式与能力要求，而非简单替代岗位。今后，随着人工智能操作系统陆续落地成熟，技术将从单一辅助工具，演进为更具自主性、能闭环完成交付任务的生产力系统。这一过程中，工作核心逻辑从“人力执行”转向“人机协同”，人类劳动价值将被推向管理决策、专业深度与跨学科整合等更高维度。这意味着，未来的“好工作”将不再是简单重复的执行，而是需要人的判断力、创造力和情感联结。而那些不具备这些能力的岗位，即便是新兴职业，也可能沦为新的“数字流水线”。

　　技术驱动下的劳动范式革命

　　目前，“数字游民”群体规模在百万到千万量级。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尤其是AI智能体的不断普及，叠加我国高素质人才储备持续扩大，这一群体及衍生新职业的潜在规模有望达到亿级水平。这些新兴职业不仅重塑了工作形态与边界，更推动着劳动理论体系与社会治理制度的系统性革新。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航表示，“数字游民”属于知识型劳动者，以高人力资本为特征，依托数字技术实现个体化生产，能够维持与地理位置无关的工作与生活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摆脱了传统企业科层制的束缚，劳动过程不受物理空间刚性约束，职业发展更具自由性与个性化。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蔡万焕认为，从技术与组织形式层面看，新职业呈现出与传统工业劳动截然不同的特征，比如，劳动过程脱离固定办公场所，工作时间不再遵循标准化八小时制度，劳动关系从传统长期稳定雇佣转向短期、多平台的项目接单模式，组织形式呈现鲜明的“去中心化”“网络化”特征。

　　新劳动范式在释放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算法治理等全新治理挑战。刘航向记者表示：“当前新职业发展面临的制度缺口，本质上源于工业文明下的‘工厂制’逻辑与数字文明下的‘平台制’范式之间，在劳动形态、组织边界及从属关系上的根本性差异，从而引发了制度供给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配。”

　　这种制度缺口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劳动关系认定困难。平台用工究竟是“劳动关系”还是“合作关系”？如果是合作关系，劳动者无法享受最低工资、加班费、带薪休假等劳动法保护；如果是劳动关系，平台又倾向于否认管理与控制的事实。其次是现行社保制度适配性不足。当前，我国社保体系仍以稳定的全职雇佣关系为基础设计，缴费基数和比例、连续缴费要求等，都与灵活就业者的收入波动、工作间断特征不匹配。许多“数字游民”要么选择不交社保，要么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但保障水平明显低于企业职工。最后是数据产权与算法治理存在空白。谁拥有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产生的数据？算法如何透明运作？劳动者是否有权知道平台如何分配任务、如何计算报酬？这些问题在现行法律中尚无明确答案。

　　蔡万焕认为，尽管新的劳动形式在技术与组织层面呈现新范式，但从生产关系看，其仍未超越资本主义基本逻辑。“数字游民”与平台并非平等合作关系，平台通过算法、数据和规则垄断实现更精细的劳动控制；弹性雇佣、计件付酬等方式将风险转嫁给劳动者。

　　所谓“自由”，实质是资本转移风险与不确定性的策略。劳动观念的“变革”更多是劳动者在既有逻辑下的被动适应。文军从社会学视角分析认为，新职业兴起并非单纯的技术迭代，而是数字资本主义对劳动的结构性重构。AI技术通过算法控制、平台调度与情感货币化，全面重塑劳动过程与时间节奏。“工作”的核心定义正从稳定职业转向不确定任务、从场所绑定转向时空脱嵌。AI时代的工作并未消失，而是被拆解为个体自担风险的“任务组合”，这正是数字时代劳动范式最核心的转型特征。

　　文军进一步分析，当前数字劳动处于“泛雇佣关系化”与“去劳动关系化”之间的模糊地带，社会保障体系与职业发展路径严重滞后于实践发展，大量新职业劳动者处于权益保护薄弱环节，极易出现“灵活就业”滑向“脆弱生存”的风险。

　　这一判断并非危言耸听。本报记者在调研中发现，部分数据标注、内容审核等领域的新职业劳动者，在收入、工作时长、医疗保障等方面均未受到合法合理保障，在面对劳动纠纷或意外事故时，他们也缺乏争取正当权益的渠道。

　　制度构建与未来之路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就业新空间。多位学者建议，应从法律体系、社会保障、教育培训等多个维度系统施策，构建适配数字时代劳动形态的制度体系。刘航提出，应创新劳动法律体系，探索建立针对“数字游民”等新职业群体的“第三类劳动者”范畴，为不完全符合传统劳动关系但具有明显经济依赖性的新职业群体提供基础劳动保障，填补现行法律体系空白。戚聿东表示，推动就业高质量发展，要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加大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民生领域投入力度，确保新职业劳动者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持续提升，从根本上避免新职业成为“低质量、无保障”的就业洼地。

　　从就业群体自身来看，需要转变就业观念，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提升数字素养与职业能力。张磊建议，可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推行学徒制，保留青年初级就业岗位，弥补人工智能对入门岗位的替代缺口，避免人才断层；二是构建常态化终身学习与动态职业培训体系，高频次更新劳动者技能，适配技术快速迭代需求；三是推动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打破教育边界，培养综合型与专业型两类人才，让青年群体充分获得人工智能技术赋能。

　　在更宏大的理论层面，蔡万焕认为，劳动价值论在数字时代并未失效，需结合新实践进行理论发展，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同时，结合数字技术特性开展创造性理论创新，增强理论对当代劳动形态的解释力和批判力。

　　文军认为，AI时代真正的问题不是“如何让更多人工作”，而是当工作不再能带来稳定收入与意义感时，如何让人们过上“真正有意义的生活”。这要求我们推动工作服务于人的自我创造和自我追求，让技术进步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学者们认为，新职业的兴起不仅是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变革，更是数字文明时代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的全面转型。“十五五”时期是我国人工智能技术迭代与产业升级的关键窗口期，也是新职业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需要在激发创新活力与保障劳动者权益之间找到平衡；对于企业而言，需要反思平台治理的伦理边界；对于每一个身处变革中的劳动者而言，则需要持续学习、主动适应，在流动中找到自己的锚点。

　　未来的工作，将不再是我们今天熟悉的样子。而如何让这个“不确定的未来”变得更加公平、更有温度、更符合人的全面发展，将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同回答的长期命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刘越  段丹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