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览人类文明演进历程,经济理论始终是驱动社会进阶的认知主引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人民至上”为根本价值取向,既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基因,又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更回应了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理论注入时代内涵。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通过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的深度融合,推动经济发展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转变。这一理论突破具有三重人民性特征:
其一,重构“生产关系”与“人民主体地位”的辩证关系。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关系变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新型举国体制”整合科研资源,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又通过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在“未来产业先导区”地方政府设立100亿元产业基金支持人机协同、量子计算等领域创新,同时允许科研人员充分享有技术入股收益,这种“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组合,确保了人民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
其二,破解“人口红利消退”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矛盾。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但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挑战日益凸显。新质生产力通过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突破,将人口质量红利转化为创新动能。如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崛起,既可解决老龄化社会护理需求,又能创造高端就业岗位;新型储能技术的发展,既能平衡东西部能源供需矛盾,又能降低居民用电成本。
其三,弥合“数字鸿沟”与“人民共享发展”的实践差距。新质生产力具有高度渗透性,但也可能加剧技术壁垒。中国共产党通过“数字普惠”政策设计,确保技术红利惠及全体人民。如在农村地区,通过“5G+物联网”技术实现农产品溯源,使农民共享品牌溢价收益。这些举措体现了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民”的本质要求。
中国共产党通过“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协同推进,进一步凸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转化为可感知的发展成果,构建起“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动态平衡机制。
在宏观层面,以创新驱动建构现代化经济体系。党中央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战略支撑,2025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8%,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在重点产业发展计划中,新能源汽车、光伏等产业不仅占据全球市场主导地位,更通过“链主企业+专精特新”模式带动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如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注重带动建设整体产业链,创造大量的新就业岗位,实现技术溢出与民生改善的双赢局面。
在中观层面,以区域协调破解发展不平衡难题。针对城乡差距,党中央实施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战略,通过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公共服务下沉。如5G基站逐步覆盖所有行政村,远程医疗系统使农民享受异地专家诊疗服务;通过都市圈轨道交通一体化工程,实现1小时通勤圈覆盖数百万人口,促进要素自由流动。针对区域差距,通过“飞地经济”“生态补偿”等机制,推动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共建产业园、共享税收收益。
在微观层面,以共同富裕政策体系保障民生底线。党中央构建起“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框架:初次分配通过“扩中提低”行动计划,提高技能人才、科研人员等群体收入;再分配通过房地产税、遗产税等改革调节高收入;三次分配通过慈善信托、公益创投等机制鼓励社会捐赠。在共同富裕示范区,政府设立“共富基金”,对年收入低于10万元的家庭提供“教育券”“医疗券”,对创业失败者提供“失业保险+再就业培训”双重保障,确保“一个都不掉队”。
以“人民至上”为旨归的中国学派不仅改变了中国,也为全球治理贡献了新智慧、提供了新方案。当世界上一些国家陷入“资本至上”的困境时,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共建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到2025年底累计投资超2万亿美元,创造就业岗位上千万个;当他国陷入“技术霸权”的争端时,中国通过《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倡导“数字主权平等”;当有些国家陷入“气候治理”的博弈时,中国通过“光伏扶贫+碳交易”模式,帮助1000万脱贫人口获得绿色收入,为《巴黎协定》实施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五个特征,本质上都是“人民至上”在不同维度的展开,共同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鲜明标识。
从《共产党宣言》中“无产阶级的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到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面向未来,永续发展的密码在于“心系人民”,只要我们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就一定能书写出更加壮阔的中国学派新篇章,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计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创始主任、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