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文明的形态。尤其是术语——那些凝练着思想核心的词语，它们是文明最深处的逻辑结晶。通过术语的迁移与重释，不同文化的思维方式得以相遇。正是在这些看似细微的词义流转之中，文明的互动与互化悄然发生。

　　近代以来，中西文明的交流愈加频繁。随着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术语成为文化理解与思想转化的关键节点。无论是哲学、科学、宗教学还是文学领域，术语的翻译与再造都不仅是语言活动，更是一场思想的重组。在这一意义上，“文化互化”与“创意翻译”（以下简称“创译”）不仅是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历史现实：它们揭示了文化在接触与交流中的双向流动、重组与创造。

　　“文化互化”这一概念由古巴学者费尔南多·奥尔蒂斯在1940年提出，用以描述文化之间相互影响、重构并生成新形态的过程。它反对“同化”的一元方向，强调多元文化的双向互动与共生重塑。文化在相遇中既彼此改变，也彼此成全。

　　这种“互化”精神在近代中国表现得尤为典型。19世纪末，严复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译为《天演论》。他没有机械地对应“evolution”一词，而是以“天演”这一充满中国哲学意味的词汇赋予其新的生命——“以天为演，以理为进”。“天演”既延续了《易经》中“生生不息”的宇宙观，也呼应了近代社会对“变”与“进”的时代诉求。严复的译法使西方的进化论在中国语境中获得了思想的再生，这正是“文化互化”的生动写照：它不是移植，而是再造；不是模仿，而是创造。

　　类似的例子还出现在伦理观念的转译中。墨子的“兼爱”在19世纪被传教士艾约瑟译为“equal and universal love”，并被置入基督教的语义体系中加以讨论。西方学者借此重新思考“博爱”的普世性，而中国学人则从外来诠释中重新认识到墨家思想的现代潜能。由此，一个古代的伦理术语在跨文化互动中焕发出新的思想活力。

　　“文化互化”由此成为思想生成的契机——它使“他者”的语言成为“自我”反思的镜像，使本土传统在他者的注视中重新被理解与激活。

　　如果说“文化互化”描述的是文明相遇的结构性过程，那么“创译”则是其中最具能动性的环节。它强调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一种文化创造。译者在保持原作意图、风格与语气的前提下，根据目标语言的语感与文化语境进行再塑，从而使译文在新的文化中重新“活”起来。“创译”要求译者不仅是语言的中介，更是文化的合作者。

　　严复的翻译实践再次为此提供了典型范例。他在《天演论》中采用大量儒家与道家的术语，如“群体”“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以激发读者的思想共鸣。译文因此超越了单纯的“进化学”文本，而成为讨论国家命运与文化更新的思想宣言。严复的译笔不是“再现原文”，而是“再生意义”——这种跨文化的创造正是“创译”的本质。

　　而在宗教思想的翻译中，这种创造性改造同样可见。19世纪来华传教士在传播《圣经》时，为了让中国读者理解“God”“Grace”等概念，借用了儒释道的词汇系统——“上帝”“仁爱”“灵魂”等译词正是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它们既保留了基督教信仰的精神，又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语义内核，使基督教在中国不再是异文化，而逐渐成为可被理解、被在地化的思想形态。这些译者的工作，正是“创译”的文化实践。

　　“创译”的意义不仅在于“译出”他者，更在于“译入”自我。它使文化在语言的再造中获得了延展，使思想在新的语境中重生。

　　中西文明的术语互动可从伦理、自然、存在论三个维度来理解。

　　首先，伦理维度的“兼爱/Universal Love”。这一术语在中国传统中强调“无差等之爱”，在西方则指向“博爱”与“慈悲”。当艾约瑟将两者并置时，实际上开启了一场伦理语义的互化：在普世平等的理念之上，中国传统的仁义观念与基督教慈善相互渗透，形成了一种超越宗教与文化界限的共同伦理想象。

　　其次，自然维度的“天演/Evolution”。“天演论”不仅传播了科学知识，更重塑了中国知识界理解世界与历史的方式。通过“演”与“天”的结合，严复将进化论转化为自我更新的哲学——“穷理以尽性”，即在天理中求发展的法则。这种再造既体现了西学的理性精神，也延续了中学的道统思维。

　　最后，需要讨论的是存在论维度上的“放下/Gelassenheit”。这一概念由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借用埃克哈特的用语加以当代表述，意指“让存在如其所是”。日本哲学家辻村公一将其译为“放下”，由此与佛教禅宗“放下执着”的修行意涵产生呼应。通过这一译名，德语哲学与东方智慧意外地形成了共振。可以说，“放下”成为连接“思”与“悟”、存在与宁静的桥梁——这正是术语互化在哲学层面的深度体现。正是在这一理念之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施普林格·自然集团（Springer Nature）推出的“中外术语跨文化研究丛书”以“文化互化”与“创译”为理论支点，从“放下/Gelassenheit”“天演/Evolution”“悟/Enlightenment”等术语入手，展示不同文明在语言与思想上的交汇与再生。

　　从伦理到自然，再到存在，这三对术语勾勒出一条跨文化思想的轴线：从社会理想到宇宙观，再到生命体悟，不同文明在相互解释中生成新的意义。术语因此不仅是语言的符号，更是思想穿越的媒介。

　　进入21世纪，“文化互化”与“创译”的思想仍在延续。全球化与数字化使不同文明的接触更为密集，而跨文化理解的挑战也愈发复杂。以术语为核心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通过语言微观层面的互释，重新理解宏观的文明关系。

　　今天的翻译不再局限于文本层面，而成为文化协商与知识重构的过程。例如，“文明对话”（civilizational dialogue）这一当代概念，正体现了跨文化语义共建的努力。它要求我们在理解他者的同时，也重新定义自身。术语在此不再是“翻译”的终点，而是新的思想起点。

　　其实，将Gelassenheit译作“放下”，这不仅是语义上的巧合，更揭示了思想层面的互化：在禅宗中，“放下”指解除一切执着，以返于心性的清明；在海德格尔那里，Gelassenheit则意味着超越意志的主宰，回到“让存在显现”的宁静。两者的相遇，使“思”与“悟”之间有了共通的通道，也提示我们：哲学不只是抽象的思辨，更是一种生存方式的转化。当代心理学、生态学乃至人工智能伦理讨论中重新出现的“letting-be”观念，都可以视作这一术语在新语境下的再生。

　　从严复的“天演”，到海德格尔的“放下”，再到当代关于“共生”“命运共同体”的讨论，“文化互化”的轨迹贯穿始终。它提醒我们：文明的发展并非孤立进步，而是在不断互化中获得新的生命。

　　纵观中西文明的交流史，术语始终是最具张力也最具创造力的地带。每一个词汇都承载着一个文明理解世界的方式，也为他者提供通往该文明的入口。文化互化与创意翻译让这些词汇不再封闭，而是在历史的对话中不断生成新的意义。

　　今天，我们以术语为媒介，重新审视人类思想的流动与生成。无论是“兼爱”的伦理共鸣、“天演”的历史意识，还是“放下”的存在智慧，它们都在提醒我们：文明之间的理解，不是同化与征服，而是互化与共生。

　　这一系列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学术探索，更在于为世界文明的平等对话提供新的可能：让术语成为桥梁，让思想在跨文化的往复中持续生长。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