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出海规模持续攀升催生着更加系统的全链路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近年来,中国已绘就一幅企业高质量出海全景图,货物贸易规模连续9年全球第一,服务贸易连续12年全球第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连续9年位列全球前三。与此同时,企业出海内涵也从简单的商品、服务、资本输出深化为以产业链整合、技术融合、品牌建设、市场深耕为一体的新阶段。然而,面对国际环境的复杂变幻,跨境合规、在地化经营、绿色转型等挑战日益凸显,成为企业向全球市场纵深拓展的关键制约。在此背景下,构建并完善贯穿企业出海全流程、全链条的海外服务体系已经势在必行。
制约企业出海纵深拓展的现实困境
当前,企业出海的核心挑战已从实现“走出去”的单一突破,转变为如何在东道国实现可持续的“市场深耕”,这种转变带来了一系列复杂难题。
合规之困。因各国法规差异显著,企业属地合规挑战广泛存在于劳动、税务、环保、数据及消费者保护等多个领域,如中资企业因未能遵守当地法规而引发的劳资纠纷、用户数据保护不力被罚等。此外,因国际经贸规则加速更迭,企业跨境合规面临着从“遵守已知规则”向“应对未知变化”的挑战。表现为:一是各国尚未落地的新规在最终形态与执法尺度上带来的不确定性;二是不同司法辖区的规则冲突给企业守法带来的两难境地;三是规则穿透性增强给企业带来的遵规成本高企。
布局之难。企业从“渠道渗透”过渡到“生态融合”面临运营挑战。其一是传统贸易或分销模式无法触及核心商业网络,而建立信任和获得渠道控制权成本极高且过程漫长,如正泰电器在意大利需通过合资模式才实现深度破局。其二是高端制造业品牌信任依赖于本地化技术支持和快速响应体系,这不仅需要企业重资产、长周期的投入,而且面临巨大决策风险,如中联重科在欧洲建立运营中心。其三是企业必须具备前沿的市场洞察和灵活的研发体系,才能围绕东道国特定行业的深层需求进行定制化研发和生产,如福锐特电力针对澳大利亚矿业设备的开发、东风纳米针对欧洲汽车市场的经营。
转型之压。绿色转型已经从企业出海的“加分项”变为“入场券”。一是规则准入压力,如合肥伟轩因未及时提供CBAM报告致使货物一度被滞留。二是供应链穿透压力,如某国产芯片商因面临供应链绿电核查,通过采购可溯源的绿证方顺利通过年度国际ESG评级披露。三是价值兑现压力,在“绿色溢价”市场中,缺乏权威国际认证(如太钢通过TÜV碳管理平台认证)的企业将在竞争中处于价值劣势,绿色投入难以转化为品牌溢价。
全链路服务体系是推动企业出海纵深拓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企业出海内涵的根本转变,叠加国际环境变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构建全链路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成为关乎企业生存与国家竞争力提升的“必选项”。
首先,企业出海的规模体量与内涵变化对服务支撑能力提出了系统性要求。以单项事务处理为导向、分散化的服务模式,已无法适应企业对全球资源配置、合规运营、风险防控与本地化深耕的复合型和一体化需求。企业需要的不是一个“服务清单”,而是一个能够伴随其海外投资全生命周期的“赋能生态”。
其次,企业面临的复杂性、制度性、不确定性挑战倒逼服务模式必须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赋能”。绿色合规影响企业市场准入,准入后的本地化经营又面临着当地合规约束与不确定的市场环境。这种复杂的局面要求服务体系必须具备集前瞻预警、系统解决和动态适配于一体的能力,进而形成能够为企业提供合规指引、市场洞察、资源对接、绿色解决方案的一揽子服务模式,将企业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转化为内部可控风险。
最后,全链路海外服务体系是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维护海外利益安全的战略关键。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商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这标志着体系建设从地方性、部门性探索,正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与战略工程。服务体系的目标不仅是服务企业,更是通过“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构建支撑中国从“对外投资大国”迈向“投资强国”、从“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升级的关键基础设施。因此,构建全链路服务体系,是响应企业呼声、顺应新发展阶段、服务国家战略的必然之举。
打造赋能纵深拓展的“四位一体”服务生态系统
全链路服务体系不是服务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与数字化赋能,打造由政府与市场协同驱动、线上与线下深度融合、国内与国外网络联动的赋能生态系统,其核心包括以下“四位一体”的支柱架构。
第一,建设一体化数字平台,实现风险前瞻预警与决策精准赋能。打造海外综合服务智慧平台,形成“1+N”的综合服务大平台与专业服务分平台有机结合的体系。平台建设的关键在于:一是打通外事、法律、财税、金融、海关、贸促等关键部门的数据接口,消除部门间“信息孤岛”;二是集成各国政治体制、法律法规、人文地理、社会治安、国际关系、市场环境,绘制国别营商环境图谱;三是推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高校与科研单位协同发力,降低平台建设成本与使用成本,为企业提供专业、便捷、可及时触达的统一接口。
第二,建立健全高效协同的服务模式,解决服务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线上平台与线下实体相结合,构建贴近一线的本地化服务毛细血管。一是健全属地化服务模式。以非政府部门名义设立整合我国在各国的海外商会协会、华人华侨组织、非政府组织力量的综合服务站,对接使领馆与本地资源,提供属地化服务。二是打造国内服务枢纽。在出海企业集聚地依托自贸区、服务业开放示范区等,建设出海综合服务港,提供面对面、一站式解决方案。
第三,搭建“跨境创新资源链接器”,激活全球高端要素配置通道。以全链路服务体系链接全球技术、人才、标准与资本。完善国际创新合作与需求对接机制,吸引和培育一批具有全球服务能力的法律、会计、咨询、评估等高端专业服务机构。创新服务体系的科技合作促进模式,让服务平台切实赋能企业技术并购、研发合作与标准共建。
第四,集成“绿色转型一站式服务”,塑造企业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竞争力。为应对碳关税、ESG披露等绿色壁垒,体系需整合绿色转型全链条服务,将企业面临的绿色束缚转化为竞争实力。服务体系应覆盖碳足迹核算、绿色技术对接、国际绿证采购、ESG报告编制、绿色金融对接及国际认证辅导等全链条服务。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行业绿色标准数据库,支持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提供集成化绿色解决方案,降低制造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转型门槛,帮助其将合规成本转化为品牌价值与市场溢价。
综上所述,打造“四位一体”的全链路海外服务体系,是一项需要持续迭代的系统工程。政府通过顶层设计、平台搭建、规则制定与环境营造,推动各类市场化、国际化的专业机构切实融入体系建设,最终形成一个能够自我演进、动态适配的服务生态系统,为中国企业在新时期的全球纵深拓展提供坚实支撑。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经营权益保护制度的异质性分析及优化路径”(21BGJ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鲁东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