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正式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学术界出现了一种贬低费尔巴哈、抬高施蒂纳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中重要性的论调。该论调认为，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核心对象并非费尔巴哈而是施蒂纳；MEGA2编委也指出，鲍威尔是这一批判的写作缘起，而对施蒂纳的批判则构成了批判的核心。从文本篇幅来看，《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施蒂纳的部分约占三分之二，似乎也为该观点提供了佐证。要真正回应这一观点，关键在于准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的唯物史观的理论实质，并以此为标尺，衡量费尔巴哈对于唯物史观创立的重要价值。

　　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的理论分歧

　　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同样秉持对自由的追求，但二者对于人类不自由的根源以及实现自由的路径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青年黑格尔派将人类不自由的原因归结为“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与这一归因相契合，他们提出的解放方案也局限于以新的观念取代旧的观念。马克思与黑格尔均认为，自由并非人先天具有的状态，而是需要在解放的实践过程中得以实现。在德国专制制度的时代背景下，青年黑格尔派也将自由等同于解放，却普遍反对黑格尔的自由实现方案。在他们看来，黑格尔哲学中真正得到发展的是抽象的“神”（绝对精神），而非现实的“人”，因此试图以“人”置换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精神”。尽管他们用以替代“神”的“人”的具体内涵各不相同，但其理论内核均指向抽象普遍性。

　　马克思并不否认抽象普遍性对人的统治，但他认为，这种统治并非源于观念本身，而是植根于现实社会，因此，要消解抽象普遍性对人类的支配，就必须回归其产生的现实土壤。19世纪40年代，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主张遭遇了严峻的现实考验。他们曾寄望于新的王位继承人能建立其期待的理性与自由秩序，然而，威廉四世登基后，不仅没有推进社会变革，反而进一步强化专制统治。这一现实对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体系形成了沉重打击。面对这一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青年黑格尔派始终无法给出合理解答，究其根源，在于其哲学归根结底建立在黑格尔哲学的理论基底之上。而在马克思从“观念出发”转向“现实出发”，进而创立唯物史观的思想进程中，费尔巴哈构成了至关重要的理论环节。费尔巴哈强调以感性包容理性的思想，为马克思厘清思想、观念等抽象普遍性存在与现实存在的关系提供了关键的理论启发。

　　因此，有必要以抽象普遍性的克服为核心切入点，考察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费尔巴哈所探寻的解放道路为何走向失败；二是马克思如何通过现实普遍性的生成消解抽象普遍性的独立性，进而找到实现人的现实解放的正确路径。

　　费尔巴哈：将抽象普遍性拉回感性的基地

　　具体而言，费尔巴哈试图消解脱离现实的人的抽象普遍性，将其重新拉回到感性的基地之上，而其思考的切入点是个体与类的关系问题。在费尔巴哈的著作中，关于个体与类的关系，呈现出两条逻辑不同的阐释思路。第一条思路是，类构成了个体的对象。在这一逻辑下，个体与被其意识到的类之间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鸿沟，这一鸿沟使得个体将“类”的本质投射出去，进而产生了“上帝”这一观念。第二条思路是，个体的加总构成了类。这一逻辑意味着，“类”不再是抽象个体所面对的外在对象，而是个体在历史进程中的绵延与集合。换言之，上帝的知识并非超然的存在，而是在全人类的知识积累中得以实现。

　　但无论“类”是从单个人身上抽象出来的本质，还是不同个体的简单加总，在宗教与思辨哲学的阐释中，其最终都脱离了现实的个人，成为一种抽象的普遍性。费尔巴哈将这一问题的症结归结为理智的抽象。既然神学与思辨哲学的根本问题在于理智的抽象脱离了现实的人，费尔巴哈便提出要跳出传统哲学的框架，从感性出发，以感性包容理性。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费尔巴哈提出“感性的人是总体的存在物”这一核心观点，其内涵在于，感性原则在主体层面引入了被理智抽象所忽略的有限性内容，实现了存在与本质、直观与思维、被动与主动的内在统一。

　　费尔巴哈的上述思路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其一，理智何以会从感性中抽象出来。费尔巴哈仅仅描述了理智抽象化在神学与哲学领域的具体表现，却并未从根本上解答理智抽象产生的现实根源。其二，个体何以联合成为普遍性。费尔巴哈认为，人的真正存在并非孤独的个体，而是处于“我与他人”的关系之中，正是这种主体间的关系赋予了人普遍性，也由此实现了存在与普遍性本质的统一。但他的局限在于，未能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了相互补全的共生关系外，还存在着现实的利益对立。

　　消解抽象普遍性的独立性

　　按照黑格尔的对象化理论，对象之所以成为对象，关键并不在于对象自身的属性，而在于主体的意识；只有与主体的本质相契合的存在，才能成为主体的对象。换言之，黑格尔对象化理论的主客内在结构始终囿于意识领域，并未让现实的对象真正进入主体的实践视野。而马克思则从费尔巴哈的感性存在出发，突破了黑格尔的理论框架，构建了从内向外，又从外向内的双重对象化过程。以此为理论基础，1844年的马克思借助横向与纵向两条线索，分析了个人与类、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对立与统一关系，由此将“类”的本质从超验的彼岸世界拉回到现实的此岸世界。从横向维度来看，个体并非孤立的存在，只有进入现实“需要的体系”之中，才能成为总体性的个人；从纵向维度来看，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感性实践中，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换言之，在创造对象世界的实践过程中，人才能实实在在地成为“类” 的一员。

　　但此时，仍有一个核心问题亟待解答：现实生活中生成的普遍性，究竟是如何转变为支配人的抽象普遍性的？这一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被马克思恩格斯彻底解答了。他们指出，分工与私有制使得个人处于相互对立的状态，无法实现真正的联合，由此，作为社会总和的生产力，以及由价值规律支配的世界性交往关系，逐渐脱离了现实的个人，成为独立于人的存在。个人无法意识到这些力量实际上是自身实践的产物，反而将其视作外在于自身的、具有似自然性的客观力量；这些力量超越了个人的控制，对个人表现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并驾驭着现实的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现实的普遍性转变为抽象的普遍性。

　　当然，抽象的普遍性虽然为各类唯心主义幻想奠定了现实基础，但其本身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支配人的观念，意识形态家成为抽象普遍性向观念转化的关键中介。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分工的角度考察了意识形态的产生根源与存在本质，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生成机制。由此，马克思从分工这一核心范畴出发，不仅解释了普遍性得以产生的物质根源，更深入分析了现实的普遍性如何被抽象，又如何进一步成为被观念化的运作机制，进而为实现人的现实解放指明了正确路径。相反，费尔巴哈由于无法理解现实的社会关系，其所谓的 “共同体”仅仅是建立在人性预设之上的、软弱无力的“爱的共同体”，缺乏现实基础。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