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这门连通古今的实证科学，正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探路者。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加速推动中外考古合作布局。作为考古学科“国家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这一布局下稳步前进，在乌兹别克斯坦、洪都拉斯、埃及、罗马尼亚、希腊等不同文明和史前文化的重要区域，持续开展长期、系统的田野发掘与实验室研究。

　　从2012年中国—乌兹别克斯坦联合考古队对费尔干纳盆地内的明铁佩、蒙扎铁佩、埃拉坦等遗址的系统发掘，到2015年中国—洪都拉斯联合考古队走进科潘玛雅贵族院落；从2018年中国—埃及联合考古队扎根卢克索孟图神庙，到2019年中国—罗马尼亚联合考古队探掘多布若瓦茨遗址；再到2026年5月，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首个田野考古项目在安杰洛卡斯特洛遗址开工。这些分布在不同地域的田野考古实践，正凝聚成一种清晰的学术姿态：中国考古不仅在走向世界，更在以自主知识体系深度介入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

　　十余年的辛勤耕耘，成果斐然。海外联合考古项目一直坚持不只是在挖掘过去、更是在构建未来的文明对话的理念，为理解人类文明多样性、深化世界文明比较研究提供了来自中国学派的坚实实证与深刻阐释，学术实力与学者风范日益赢得国际同行的尊重与认可，文明对话与文化交流催生了深厚情谊。

■中方团队清理罗马尼亚多布若瓦茨房屋遗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罗马尼亚考古队/供图

　　从“考古大国”到“考古强国”

　　中国考古为什么要“走出去”？这关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性变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副研究员、罗马尼亚考古队队长温成浩告诉记者，自2019年中国考古队来到欧洲史前文化的发祥地东南欧展开合作，便不再依赖国际学界的二手资料，而是通过一手发掘形成自己的认识和结论。“中国考古学者不再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他说，“中国学者要在国际学术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构建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中方团队负责人贾笑冰表示，过去百余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长期处于“翻译西方知识谱系”的状态，其概念与数据大多在西方中心论的框架下生成。中国考古“走出去”，开启了一场学术范式的深刻转换，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点燃新引擎。

　　贾笑冰将其比喻为“把书桌搬到了田野”：“第一，它能从源头上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垄断。亲手发掘、解释人类不同文明的遗迹，让我们不再依赖二手文献，直接与古埃及对话。第二，它有助于构建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论。过去我们讲‘多元一体’，主要用中华文明的材料，现在借助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实证检验和完善中国关于文明演进、国家起源的理论，这样构建的自主知识体系才具有普遍解释力。”

　　这种学术突围并非盲目地“遍地开花”，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布局。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是古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堪称中亚“文明十字路口”；洪都拉斯科潘是玛雅文明的重要城邦，也是国际学术界的“竞技场”；埃及卢克索是古埃及新王朝时期的权力与信仰核心，是考古学的“圣殿”；罗马尼亚多布若瓦茨遗址的库库特尼文化与仰韶文化高度相似，为东西方史前文明比较提供了绝佳样本；希腊安杰洛卡斯特洛遗址，则是中国学者深入古希腊文明的第一块田野。

　　选择这些地点本身就是学术自信的宣示。贾笑冰表示：“我们不去边缘‘打游击’，而是直接进入古埃及核心的底比斯地区，与拥有百年考古历史的国际团队进行平等的对话与合作。这是中国考古人以‘发掘者’而非‘旁观者’的身份主持埃及项目，意义在于‘破冰’和‘立规’。我们带去的不仅是中国国旗，更是一套新的合作模式。这标志着中国从‘考古大国’向‘考古强国’迈进，为世界考古贡献更多的中国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在中国考古‘走出去’和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必须发挥引领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中亚考古队队长、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团队执行领队刘涛告诉记者。

　　刘涛还表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布局乌兹别克斯坦有着清晰的学术战略。首先，丝绸之路考古是天然的学术切入点。它促进了东西方之间人群、文化与技术的深度交流，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格局，是理解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其次，乌兹别克斯坦，特别是费尔干纳盆地，在历史上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区域，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最后，还有来自中国考古学自身发展的深层考虑，开展海外联合考古不仅是为了揭示历史真相，更是为了探索中国考古学的技术、理念和方法能够发挥何种作用，以及检验中国考古能否真正实现“走出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中美洲考古队队长李默然对此深有体会，“玛雅文明中心科潘遗址考古及中美洲文明研究”是考古所布局美洲文明研究的开始。他表示，“走出去”意味着从零获取一手资料，在国际交流的环境下、在了解他者的基础上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这不是闭门造车，而是从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实证出发，深化对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解，因而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前沿性。”

　　这种学术自觉，正在改变中国学者在世界学术版图中的位置。从世界文明研究的“旁观者”到“参与者”，从“译入”到“创出”，中国考古的“走出去”，正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生动缩影。

■2024年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发掘现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供图

　　以考古发掘重构文明认知

　　看得见多远的过去，就能走得到多远的未来。这一理念正由中国考古队在海外的重大发现所践行。从尼罗河畔到科潘古城，从中亚腹地到黑海西部，中国考古学者以一手实物证据挑战陈旧理论、填补学术空白，更在改写丝绸之路的认知框架、推进史前文明的跨大陆比较中，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特性与人类文明的共性。

　　在埃及卡尔纳克神庙区，中埃联合考古队的扎实成果获得了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的认可，也让国际同行刮目相看。据贾笑冰介绍，考古队成功发掘出孟图神庙区西南部六座奥西里斯神殿中的第二至第五座神殿的完整建筑结构。这是历史上首次整体揭示奥西里斯神殿区的主要与次要建筑遗迹，填补了孟图神庙区南部的考古空白。该区域还出土了数十件不同尺寸、不同材质的奥西里斯雕像，以及多件带有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石刻残块。这些新发现为进一步复原埃及晚期底比斯的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考古证据。

　　更令人惊叹的是，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此前从未见于任何记录的圣湖遗址。据贾笑冰阐述，这座圣湖占地面积超过50平方米，是一座结构清晰、保存完好的古代人工蓄水设施。它与此前已知的孟图神庙圣湖一道，共同构成了围墙内南北圣湖并立的独特布局。“这座圣湖在早期考古记录中并无记载，它的发现标志着在中埃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对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的认识得以进一步完善。”有国际同行甚至评价，这一发现足以“改写教科书”。

　　“中埃联合考古，让两大古老文明从各自讲述走向彼此照亮。”埃及卢克索古迹事务总负责人阿卜杜勒加法尔·瓦吉（Abdelghaffar Wagdy）感叹道：“这种伙伴关系证明，合作不仅能带来惊人发现，更能激发出推动全球知识进步的跨文化力量。”

　　在贾笑冰看来，这种跨文化力量正在落地为文明对话的实践。中华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虽然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却有很多可以对话的共性：早期的文字起源、国家与王权的形成、对生死与祭祀的复杂观念。“我们不再只从黄河、长江的视角去对比夏商周，而是把古埃及的早期国家、祭祀体系、文字系统作为一个参照系。这让我们对中华文明的特性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什么是中华文明的‘特色’，什么是文明共性的‘规律’。”

　　科潘项目同样收获颇丰。经过十多年细致的田野工作，中洪联合考古队完整揭开了8N-11号贵族院落的面纱——从营建过程到使用功能，再到玛雅社会的埋葬习俗。该院落出土了蕴含宇宙观的玉器、彩陶与雕刻，其中最具突破性的发现是玉米神头像及相关雕刻群，它们直指玛雅文明的信仰——玉米神崇拜。

　　在玛雅文明中，玉米是生存的基石，玉米神的死亡与重生是玛雅信仰体系的重要构成。考古队在西侧建筑中出土的这批雕刻，首次揭示了玉米神从死亡到重生的完整仪式过程。这一发现让世界看到了不同文明面对生命与信仰时相似的思索轨迹：玛雅人对玉米神复生的执念与中华文明对天人合一的追寻，都是人类对自身来处与归宿的深层追问。

　　在学术传播上，科潘工作队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考古手记《玉米王国：中美洲考古纪略》，翻译《墨西哥与中美洲古代文明》，将中美洲从史前到古典时代的文化进程、政治结构、宗教和艺术、社会与经济图景娓娓道来。

　　在中亚，中乌联合考古队的发现同样具有“颠覆性”。明铁佩遗址的突破始于对“外城”的追寻。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认为这座古城仅由约0.5平方公里的内城组成，中乌联合考古队通过全方位测绘和“地毯式”钻探，找到了掩埋在耕地之下的外城城墙。据刘涛介绍，这一发现将明铁佩“扩容”至约2.8平方公里，确认其为同期盆地内面积最大的古城，重新确立了它在中亚历史上的地位。

　　在埃拉坦遗址，乌方学者曾根据地表陶片将其定为公元前6世纪。中方团队引入地层学方法与碳十四测年技术，将年代推定在公元前3世纪，进而重塑了整个区域的历史序列。

　　最大的惊喜藏在蒙扎铁佩遗址。2024年，数座墓葬、建筑破土而出，丝绸残片、铜镜、圆形方孔钱重见天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韩化蕊在为钱币除锈后，清晰的五铢钱文赫然显现。“这是五铢钱西传至费尔干纳盆地最直接的实物证据。”刘涛说。同一墓葬中出土的丝绸残片，保存尚好、编织纹路清晰可见。这是自1986年该遗址首次发现丝绸后的又一重大收获。

　　这两种看似普通的遗物，撬动了一个流传了半个多世纪的结论。20世纪50年代，德国学者亨宁提出的“中亚纺织中心论”认为，汉唐时期中亚地区是丝绸纺织的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大玮从民族学调查到文献考据、从考古发掘到科技检测，逐一溯源论证，最终确定真正的纺织中心从来都是中原，丝绸之路的丝绸媒介和整套纺织技术的根都在中国。五铢钱和丝绸残片穿越千年风沙，讲述着中原王朝与中亚绿洲之间密切的经济往来，也印证着中华文明向西辐射的持久影响力。

　　在罗马尼亚多布若瓦茨遗址，中罗联合考古队发现了大量起源于中国北方的黍子，年代最早可至公元前1500年左右。温成浩表示，黍子的西传为早期东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直接证据，说明中国北方的农作物可能经由欧亚大草原传至东南欧。

　　这一发现恰好落入了中罗联合考古的核心问题域——跨越欧亚大陆的文明比较，所要比较的对象便是罗马尼亚铜石并用时代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之一——库库特尼文化。据罗马尼亚学者介绍，目前对该文化遗址及其防御设施的研究正不断深入，地磁、电法、雷达等物探手段已被用于遗址的全方位勘探。考古出土物颇为丰富，既有大量石制工具和红铜器，也有从周边地区交换而来的燧石等石料。而其最具辨识度的遗物，当属绘有白、红、黑等几何纹饰的彩陶。

　　国内对仰韶文化已有系统研究，而欧亚大陆西端恰好存在一个同时期、同样繁盛的库库特尼文化。两者在彩陶纹饰、社会发展程度上高度相似，极具可比性。

　　相似性背后的差异性更值得深究。温成浩说，库库特尼文化盛极一时，却在欧洲史前史上突然衰落，彩陶传统彻底消亡；而仰韶文化衰落后，西北地区旋即兴起马家窑文化，掀起了彩陶的第二个高峰，并经河西走廊向西扩散至新疆乃至中亚，形成了一条“彩陶之路”——这正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特性的直接体现。相比之下，库库特尼文化的彩陶传统彻底中断，而仰韶文化之后的彩陶发展绵延不绝，一直延续至汉代前后，多持续了近两千年。

　　十多年来，远赴海外的中国考古学者，正在用一手实证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特性，也在世界文明的参照系中触摸人类共性的脉搏、探寻差异的成因。这既是“讲好中国故事”，也是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

■2024年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墓葬套箱提取现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供图

　　书写世界文明探源的中国篇章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合作模式，从初露头角到赢得国际同行的尊重，十余年的海外联合考古让中国考古站上了一个新的起点。

　　谈及海外联合考古的收获，刘涛认为，“他者”视角尤为宝贵。他表示，中国考古“走出去”，探究的是中华文明以外或受中华文明影响的其他地域的文化和文明发展状况。这些新认识能够帮助人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和认识中华文明自身的发展与特性。这种借助外部（他者）视角获得的比较与反思，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重要价值。

　　前路依然漫长。李默然坦言，对外交流依然偏少、赴外考古机制尚不健全、邀请知名国际考古机构来华参与田野工作的情况亦不多见。“考古学的进步离不开国际交流。”他说，“若能解决若干节点问题，国际学术界对中国考古学的认知将更为深入。”

　　变化正在发生。国内高校已开始设立世界考古课程，引入国外前沿的理论方法，拓展下一代考古人的视野。温成浩说：“适合我们的便发扬、不适合的则放弃。我们拥有优质的学术资料与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必须坚守。”

　　更大的图景，关乎话语权。贾笑冰向记者坦言，中国考古走向世界，最终要解决的是一个“叙事权”的问题。“过去，世界文明史的书写用的是欧美学者消化好的材料。现在，我们站在世界文明的核心区，用中国人的眼睛、中国的手铲阅读地层，正在写下的，是中国视角下关于人类文明历程的真实注脚。这能打破‘西方撰写世界历史、东方仅提供地方性知识’的不对等结构，让我们真正用‘不仅懂中国，也懂世界’的叙事，去讲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

　　十余年的足迹遍布世界不同文明和史前文化的核心区域，中国考古队正在用扎实的田野成果和卓越的学术贡献，书写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使命担当。这既是中国考古学术格局的拓展，也是一场话语权的悄然重构，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人类文明对话搭建起新的桥梁。

　　当不同文明的历史被并置、被比较、被尊重，人类便能更清醒地认识自身，也更从容地面对一个多元共存的世界。这就是考古学以古鉴今的力量——让历史照亮现实，让多元文明在对话中增进理解、凝聚互信，携手共创美好的未来。

■洪都拉斯科潘遗址出土的玉米神香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美洲考古队\供图

　　合作不止于田野

　　考古发掘终有告一段落之时，但文明对话从未真正结束。中国考古“走出去”的意义，早已超越学术本身，它以一种润物无声的方式搭建起民心相通的桥梁，也展现了一个文明古国应有的胸襟与诚意。

　　在洪都拉斯科潘，中方团队留下了一段合作佳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玛雅文明中心科潘遗址考古及中美洲文明研究”项目洪方负责人豪尔赫·拉莫斯（Jorge Ramos）向记者特别提到，科潘项目是过去50年来首个按照研究合同条款，将所有档案、记录和考古材料妥善归还并整理归档的考古项目，为国际考古合作树立了标杆。这不仅是程序上的严谨，更是一种姿态——对文明文化遗产的敬畏，以及对国家研究与保护法规的尊重。而真正打动当地人的是中国学者融入社区的方式：学习当地语言，尊重本地习俗，始终谦逊而友善。“他们不仅收获了研究成果，更结下了真诚的友谊。”拉莫斯说。

　　在埃及卢克索，中方团队同样以真诚赢得了尊重。贾笑冰讲起初到埃及的趣事，至今忍俊不禁：“埃及人喝茶加糖，不续水；中国人喝茶正好相反。在埃及，中国学者也入乡随俗，试着在茶里加一勺糖。有时埃及同事会故意多加一勺，想看看他们能不能‘甜到头’。”就这样，一个工作季接一个工作季，茶香里熬出了默契，谈笑中长出了情谊。

　　瓦吉如此评价中埃合作：“中国考古队在卡尔纳克神庙区的参与，为两大文明之间的交流奠定了坚实基础。这远不止于学术，而是世界上两大古老文明之间一次切实的对话。双方在相互尊重彼此丰富文化遗产与科学方法中，孕育出一种特殊的联结。”

　　在乌兹别克斯坦，中乌学者一起下田野、一起面对流沙与烈日。语言的障碍、技术的差异、生活习惯的不同，都没有挡住友谊的生长。未来，双方计划加快出版中乌双语考古报告，在两国举办成果展，实施“中乌联合青年学者培养计划”，让合作不仅停留在一代人手中，而是薪火相传。

　　在罗马尼亚，中罗联合考古的成果走出了学术圈，推出了纪录片《当仰韶遇见库库特尼——中罗联合考古纪实》、图录《罗马尼亚库库特尼文化彩陶集萃》以及《多布若瓦茨重大考古发现》展览。文明交流互鉴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成为两国民众可触可感的体验。

　　温成浩看得更远。他希望在未来10—20年内，能看到一批中国学者成长起来——既深耕中国考古，又熟悉世界另一重要区域的考古研究；既掌握对象国语言，又了解其文化脉络。“跨文化的团队合作精神在考古学中至关重要。”他告诉记者，“知己知彼，沟通才最有效，才能达到共同进步的学术目标”。

　　这或许正是中国考古“走出去”最持久的回响——不仅在田野之下，更在人心之中。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刘雨微 杨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