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库布齐沙漠深处，一片深蓝色的光伏板在阳光下绵延不绝，如同镶嵌在黄沙中的海洋。曾经被称作“死亡之海”的沙戈荒——沙漠、戈壁、荒漠，如今正源源不断地向东部输送绿电。这是中国能源版图上最富戏剧性的变迁之一。而在1000多公里外的江苏如东，百米高的海上风机矗立在海天之间，叶片缓缓转动，每转一圈就能产生足够一户家庭使用两天的电量。这样的场景，从渤海湾一直延伸到南海。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多位学者表示，中国用“中国制造”再造了一个清洁能源体系。

　　而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建设能源强国列入部署。这意味着，这场变革的终点不再是保障供应，而是引领未来。从大国到强国，中国正在书写能源叙事的新章。

　　能源要成为“王牌”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能源强国，表明能源转型、绿色低碳发展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与参与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正在不断提升。学者们认为，我国在绿色能源装备制造、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方面已处于世界前列，能源供需、治理和管理水平也具备领先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魏楚认为，“十四五”时期提出的构建现代能源体系，强调的是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建设能源强国提升到与科技强国等并列的位置，意味着能源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核心支柱。“‘现代能源体系’回答的是‘我们用什么能源’的技术问题，‘能源强国’回答的是‘我们凭什么引领未来’的战略问题。”魏楚表示，一方面，过去我们谈能源安全，核心是“怎么保证有油用、有气用”，是一种被动防御的姿态；现在谈建设能源强国意味着中国不再只是国际能源价格和规则的接受者，而是要成为规则的参与者、塑造者。另一方面，过去能源发展主要盯“保供、降本”，目标相对单一；现在建设能源强国必须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同时，统筹减排承诺与产业竞争力，并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

　　在推进实现碳中和、人工智能重塑产业格局的背景下，能源强国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廖华表示，建设能源强国要求建设更加强大、自主的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及其科技创新体系，能源建设要成为国家发展和竞争的优势领域。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昕从经济学视角解释，驱动“十五五”能源规划跃升的根本原因在于能源属性正发生转变——由过去约束经济增长的限制性条件，转变为引领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十五五’时期，伴随风光、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的快速发展，新能源已从单纯的成本端投入要素，演变为拉动投资、促进出口、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姚昕分析。中国人民大学能源经济系主任宋枫将建设能源强国的内涵概括为三个维度：安全之强——在全球供应链重构与地缘冲突加剧背景下，能源体系的自主可控与韧性决定了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创新之强——能源竞争已由资源竞争转向技术与制度竞争，通过构建现代化能源产业体系和创新体系，可以有效培育新质生产力；绿色之强——清洁能源供给能力和绿色电力的可获得性，会影响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建设能源强国的实现路径

　　传统油气时代的能源建设核心逻辑是谁能控制油气资源产地、运输通道和定价权，谁就能掌握能源安全。魏楚认为，这种模式本质上是排他的，且高度依赖自然禀赋。中国正在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一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二是中国在风电、光伏、储能、电动汽车等环节都建立了全球领先的产业基础。三是新型举国体制。能源转型不是单一的技术突破，而是涉及发电、输电、储能、用能的系统工程，新型举国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把碎片化的产业优势整合为体系优势。三者叠加，使得中国有可能走出一条“造得出、用得起、可复制”的新路。

　　“造得出”，在西部荒漠中得到了直观的验证。曾经的沙戈荒，如今成了清洁能源的“绿洲”。大型风光基地拔地而起，配套的特高压线路像毛细血管一样延伸至全国。这背后是中国光伏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多晶硅、硅片、电池片、光伏组件。“用得起”体现在电价上。过去十年，中国光伏发电成本下降超过80%，风电成本下降超过60%。“可复制”则是模式的生命力。从户用光伏进村入户到工业园区绿电直供，从整县推进分布式光伏到“光伏+治沙”的生态修复模式，中国探索出的方案正在被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借鉴。

　　姚昕认为，我国依托完整的工业体系、雄厚的工程师红利与快速迭代的能力，特别是规模效应，在新赛道上具备竞争优势。新能源技术的产业化突破正从根本上重塑建设能源强国的实现路径，能源产业从“资源依赖型”向“技术与制造驱动型”加速转变。

　　改革闯关破“痛点”

　　建设能源强国，还需要一场深刻的制度变革。学者们提出四个改革方向。一是打破电力市场壁垒，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促进新能源高水平消纳与跨区域优化配置。二是健全能源安全保障体制，完善政府与企业相结合的能源储备体系，加快相关立法，提升油气安全水平。三是深化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设计更有效的价格机制，既支撑新能源快速发展，又保障系统经济可靠运行。四是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中国方案。

　　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尤为紧迫。中国能源资源分布与用电负荷中心错位——西部和北部电力资源富集，东部沿海是用电大户。这一天然矛盾要求强大的跨区域配置能力。但长期以来，省间壁垒、计划与市场双轨制等问题导致新能源消纳不畅，“弃风弃光”曾一度成为行业痛点。“十四五”时期，这一问题有所缓解，但随着新能源装机占比进一步提升，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面临更大挑战。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提出，“十五五”时期，新能源支持机制应由直接干预逐步转向间接引导，更加注重发挥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在建设能源强国过程中，利益分配机制的设计至关重要。林伯强提出，我国西部地区承担了大量清洁能源开发和外送功能，但在产业链增值环节中的获益相对有限。可考虑优化清洁能源项目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在资源输出地的留存比例，或探索建立基于输送电量的跨区域生态环境补偿专项基金，以制度化的财政转移支付替代固定的双边协商分成。家庭安装户用光伏不仅是能源生产方式的变革，也是农村收入结构的重塑。

　　学术界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从“够用”到“好用”，从“跟跑”到“领跑”——这正是建设能源强国的本质。但这条路并不平坦。外部环境上，地缘政治上升，绿色贸易壁垒抬头。中国不仅要应对技术封锁和供应链脱钩的压力，还要在国际规则谈判中争取话语权。

　　内部挑战同样艰巨。电力体制改革触及央地关系、国企定位等深层结构问题。碳市场的有效性有待验证，绿电的绿色属性如何在全社会层面得到认可和定价，仍是未完成的任务。传统化石能源地区的转型阵痛，需要时间和资源来消化。但机遇同样前所未有。中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在全球市场占据领先地位。这种制造业优势，正在转化为能源体系的系统优势。

　　建设能源强国，不仅需要战略定力与改革勇气，还需要学术界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姚昕认为，在能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方面，学术界应系统评估能源结构、能源价格及能源可得性对经济增长质量、就业结构以及区域差距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可综合运用投入产出模型、计量经济模型以及微观海量数据，识别能源配置对经济效率的作用机制。在政策效果评估方面，应强化准自然实验方法的应用，对碳交易市场、补贴政策以及电力体制改革等进行系统评估，研究重点不仅在于判断政策是否有效，更在于厘清作用机制与适用条件。在能源空间分布与配置效率方面，应强化空间视角的研究，融合GIS空间分析、遥感数据与电网运行数据，系统呈现新能源逐步占据主体地位这一系统性变革对整体经济效率的影响。

　　宋枫从技术创新与政策治理维度提出，学术界应更加锚定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强化基础研究与工程应用的衔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强化战略统筹能力；深化改革，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以制度创新支撑技术创新与绿色转型，使治理体系从“约束型”向“激励型”转变。他认为，从政策与治理维度看，应系统评估能源对经济增长、产业竞争力与区域发展的支撑作用，识别政策的长期影响与一般均衡效应。同时，还需深入一线，理解地方实践、企业行为与市场运行的真实约束。要将高水平对外开放纳入治理体系，通过规则对接、标准输出与国际合作，提升我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