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中的社邑文书保存了中国古代民众参与社邑活动的珍贵记录，展现了传世史籍较少观照的底层民众的生活画面，历来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中国学者很早就开始注重刊布敦煌社邑文书，如罗福苌《沙州文录补》、刘复《敦煌掇琐》、许国霖《敦煌杂录》都收录了社邑文书。但由于当时中国学者接触敦煌文献的机会较少，很难系统整理敦煌社邑文书。

　　敦煌社邑文书整理的历程

　　敦煌社邑文书第一次集中公布是由日本学者那波利贞完成的。1930年，那波利贞赴法国访学，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查阅5541件敦煌文献，其中包括大量社邑文献。在扎实的资料基础上，那波利贞发表了《唐代の社邑に就きて》和《佛教信仰に基きて組織せられたる中晚唐五代時代の社邑に就きて》两篇长文，刊布有关社邑的敦煌文书达64种之多，第一次向学术界展示了敦煌社邑文书的基本面貌。1953—1954年，日本东洋文库与英国大英博物馆合作拍摄英藏敦煌文献，京都大学获赠一套英藏敦煌文献照片，竺沙雅章据此完成《敦煌出土「社」文書の研究》，刊布22件英藏敦煌社邑文书。

　　1957年，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通过交换获得英藏敦煌文献的缩微胶片，1979年，又获得法藏敦煌文献的缩微胶片，从而使中国学者在国内可以阅览英、法藏敦煌文献。唐耕耦、陆宏基利用这些缩微胶片完成了《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就包括敦煌社邑文书，对149件敦煌社邑文书进行定名、校录和断代，这是国内外首次对敦煌社邑文书的系统整理工作。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敦煌文献编辑委员会，筹划将敦煌文献分类整理成专辑出版。其中，宁可、郝春文承担完成的《敦煌社邑文书辑校》于1997年出版，收录敦煌社邑文书343件（加上复本或内容相同的底本则为396件），是迄今为止收集敦煌社邑文献最多的整理本，得到中日学术界一致好评。日本学者石田勇作认为，该书是“现阶段社文书研究最好的文本”。其后郝春文又发表4篇补遗文章，使两位先生收集的敦煌社邑文书达到532件（包括重复的53件以及与社邑有关的文书、莫高窟发愿文、题记等57件），是目前国内外敦煌社邑文献整理成绩最大者。日本学者在山本达郎的主持下，从1977年开始编写《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资料集》，其中第四辑为“社关系文献”，由山本达郎、土肥义和、石田勇作承担。该书版权页说明出版于1989年，实际面世在2000年左右。2001年，山本达郎等人编写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资料补编》出版，两书共收入敦煌社邑文书377件。

　　敦煌社邑文书整理的方向

　　我国学者系统整理敦煌社邑文书起步虽晚，但成绩最大，已得到国际学术界公认。由于条件限制，前人辑录的敦煌社邑文献还有许多遗漏，有些录文也可再商榷。随着英、法、俄、中主要馆藏地的敦煌文献图版相继公布，以及其他散藏文献陆续出版，尤其是部分写卷彩图的公布，使得敦煌文献的获得更加便利，图版也更加清晰，为进一步更全面、准确地收录敦煌社邑文献创造了条件。

　　第一，资料的进一步充实是更深入研究的基础。目前笔者已搜集前人未予辑录的敦煌社邑文书95件，包括社条7件、社邑名单6件、社邑账历9件、社司转帖53件、纳赠历8件，社邑相关的牒状契据3件、社文9件，可见，尚未为人所注意的敦煌社邑文书不在少数。新搜集的社邑文书虽有不少是残片，但其总体的研究价值不可忽视。如BD16281《寺社转帖》是目前发现的敦煌文献中唯一明确以“寺社”命名的结社，转帖所列社人以僧人为主，也有不少世俗人名；又如，在旅顺博物馆藏《坛经》封底发现的《僧志光投社状》是目前敦煌文献中仅见的一例僧人投社状，这两件文书都为研究敦煌佛教界与结社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材料。此外，BD16021和BD16022中几件残片可缀合成《永宁坊社扶佛人名目》，反映了普通坊巷社也为寺院行像活动提供人力支持。又如，法藏敦煌文献P.2904《论语卷第二》卷尾题记有“未年正月十九日社学写记了”，提示某些社邑可能存在专门的“社学”，这是前人没有注意过的问题。

　　第二，前人录文所据大多为缩微胶卷或黑白图版，容易受文书污损的影响，现在有清晰图版甚至彩图，可以纠正前人漏录、误录的内容。如《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录P.3722背《远祭文并邑文》有“至如深波大海，由受业田”，语义难明，今据彩图，“由受业田”应作“由变桑田”。《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录P.4995《社邑修功德记》有“李集荣”，山本达郎等人则录作“李乐荣”，今查彩图，当以“李乐荣”为是，但“荣”应校作“营”，敦煌文献“荣”“营”混用，其例甚多。此处“乐营”为“乐营使”简称，是归义军时期管理乐营的官员，本件后文说“教训乐行徒弟，每日优事君王”“便是乐营果报”，也可证明此处“李乐荣”当校作“李乐营”。又如，P.3122《三长邑义设斋文》最后3行油污严重，前人对油污部分未能识读，因此难以成句。今查彩图，油污部分清晰可读，可据之将此句补充完整：“长清夜宜，永年康吉。家眷大小，并沐清贞，内外亲因（姻），咸蒙福利。”

　　第三，敦煌写本多俗字、俗语词，造成研读、理解上的障碍，因此，吸收语言文字学的成果，纠正前人误录、误释的字词，才能提供更可靠的社邑研究资料。如S.2041《大中年间儒风坊西巷社社条》有“所有科税、期集，所敛物不依期限齐纳者”，前人或将“期集”属下读，或在“期”前补“依”字，均未解“期集”之义。“期集”即限期集合，如道宣《广弘明集》卷17《舍利感应记》有：“千里期集，无一违者。”《唐会要》卷82《当直》载会昌四年（844）御史台奏疏有：“纵有公事期集，当直人亦不得去。”因此，“期集”应属上读，与“科税”并列。又如，渠人转帖中常见要求携带的工具有“橛”，是修治河渠时需要的短木桩，敦煌文书中常写作，前人大多照描其形而不校，经学者研究认为，该字实为“橛”之俗写，《龙龛手镜·木部》有“，古文，其月反，木入土也，今作橛”。该字本为“木”旁，但敦煌写本中“扌”旁与“木”旁易混，因此，写本中常作“扌”旁。

　　前人在资料获取和条件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敦煌学的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对此应予充分肯定。今天，敦煌学研究日益深入对敦煌文献整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有学者提出，通过合理的分类整理和高质量的文本校录，将敦煌文献做成像标点本“二十四史”那样的“定本”，使其成为各个学科都可以使用的材料，敦煌学才能真正走向深入。我们对敦煌社邑文献的整理也应该以此为目标，在文献搜集的全面性和文字校录的准确性上下足功夫。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敦煌社邑文书与唐五代基层社会” （21CZS01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