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深度应用，正在深刻影响着当前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社会治理与社会心态。尤其是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高频的迭代中不断提升能力，“智能社会”这一概念也随之不断进入政府、企业、媒体和公众的视野，逐渐成为我们时代的共同图景。与此同时，学术研究也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迈向与网络社会明显不同的智能社会。智能社会的一大特征便是智能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渗透，它不仅是人的社会，也是计算机的社会，更是人、机、物共生的社会。

　　然而应当注意，智能社会并非一个单纯由技术决定的现实图景，而是在多元主体想象、投射与协商中逐步成形的社会构念。社会想象强调社会群体对集体生活的理解、期许与设想。这种想象不仅是认知性的，也是情感性的，是社会成员共同理解社会秩序的方式。在智能技术日益普及的当下，我们迫切需要理解：人们如何“想象”智能社会？这种想象反过来又如何形塑技术发展和应用方向与社会制度安排？

　　社会想象研究与智能社会想象

　　社会想象作为一种分析当代现象的方式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得益于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等人的贡献，尤其是随着泰勒《现代社会想象》的出版而得到推广。在泰勒看来，社会想象是特定社会中人们所共享的、弥散性的、背景性的集体理解框架，它是“人们对其共同生活方式的理解”，塑造着人们对“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正当的”普遍感知。泰勒强调社会想象从社会实践中获得意义，在持续的社会实践中得到确认，是实践性图景。因此，社会想象并非仅是一组想法，它的产出也不是什么“虚假意识”，它决定了人们如何看待身处的社会世界，如何参与其中。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指出，社会想象是一定范围内的人们共同践行的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当前，社会想象研究版图不断扩大，研究者们从政治想象、民主想象、经济想象、生态想象和社会技术想象等多个维度展开研究。

　　依循社会想象的研究理路，在智能社会的语境中，“智能社会想象”是社会成员在特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中，基于对人工智能、数据技术、平台系统等智能技术的理解与情感投射，共同建构的一套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生活方式与社会秩序的图景性认知与愿景性叙事。这种想象不仅存在于个体的心理期待中，更通过媒体叙事、政策话语、企业愿景与公共舆论等形式，积淀为某种具有实践导向和制度影响力的社会图景。它既是一种集体想象，也是一种规范性导向的文化资源，在设定社会发展目标、合理化技术选择、规范社会行为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简言之，智能社会想象不是指某个个体的幻想，而是一个社会在一定历史背景下对智能社会应当是什么、将会成为什么的集体理解和情感期待。当然，个体对于未来社会的期待、焦虑、愿景，如对AI便利的憧憬、对算法控制的担忧，构成了智能社会想象的微观基础。

　　智能社会想象的多元图景

　　智能社会想象不是同质的单一叙事，它往往是多元甚至竞争性的。智能社会想象也并非一成不变的静态观念，它会随着技术发展、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情绪变化而不断演化。由此，研究社会中关于智能社会想象的不同图景类型和相互之间的交叠、动态演化，可揭示社会对智能技术和智能社会未来的认知分歧和想象博弈。

　　观察当前社会关于智能社会的想象可以看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引发了有关智能技术和智能社会未来的最广泛的讨论，讨论的参与者从技术精英、文化精英、政治精英发展到平民大众，也激发了社会各界对通用人工智能的集体惊奇、焦虑和兴奋，想象空间也由此迅速打开并演化。概括地说，当前社会存在两种相反的典型智能社会想象，即“AI理想国型想象”和“AI恐慌型想象”。

　　其中，“AI理想国型想象”以乐观预期为支撑，其核心特征是将智能技术视为人类进步的引擎，构想了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生活极度便利、社会和谐公平的“理想国”。OpenAI 公司宣称自己的使命是确保通用人工智能能够造福全人类。其首席执行官和联合创始人在阐述OpenAI的愿景时，都提出想要开发对全人类有益并安全的通用人工智能。

　　另一些人对智能社会的未来非常悲观，其社会想象可统称为“AI恐慌型想象”。这类想象的核心特征是强调智能技术的不确定性与威胁，认为AI可能带来权力失衡、伦理崩溃、技术失控甚至人类灭绝等。这类想象在早期科幻电影中就有所呈现，部分科学家与哲学家也有相关警告，近期随着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类似叙事进一步发展。例如，社交平台上出现担心被AI抢走“饭碗”的恐慌，以及担心自己过度依赖AI或驾驭能力不足的“退化”恐慌。这种恐慌在社交媒体算法的推波助澜下不断演变，激发了公众危机感，触发学术界对监管和伦理的讨论，推动相关部门重新审视技术发展的边界。

　　在想象实践中塑造智能社会未来

　　面对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现实，社会各界对智能社会的集体想象不断涌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符号建构和意义生产场域。社会想象理论提醒我们，人们对于“智能社会”的理解与期待，不是技术决定论式的被动反应，而是通过个体体验、文化价值观等背景框架进行的主动建构。当前，我们正身处这一意义建构的过程之中。

　　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出发，智能社会的形成既是物质性的技术演进，也是意义性的文化生产过程，社会想象在其中发挥着生产性的作用。智能社会想象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其表征未来社会的集体愿景，更在于其作为实践性话语具有现实影响力，影响民众心态、影响智能社会秩序的形成。因而，社会学有必要加强对智能社会想象的研究，从想象的主体、类型、机制和后果等多个维度展开系统探讨。

　　总而言之，智能社会的未来不仅是一个技术性命题，更是一个社会性的过程，而社会想象正是这个过程的核心动力之一。面对智能社会的持续演化，社会学应持续关注社会想象视角下的智能社会研究，深入揭示人们如何共同构建“可欲的未来”，并为理解和参与塑造以人为本的智能社会提供理论资源和行动指南。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数智时代新就业群体的社会心态及其引导策略研究”（25CSH05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