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强国的全球回响:中国方案与全球南方新机遇

2026-05-2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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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是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动力,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从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加快建设能源强国”目标,到将“建设能源强国”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加快能源强国建设是中国一以贯之的战略要求。中国的能源发展模式有哪些鲜明特点?在统筹能源安全、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发展方面积累了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对全球南方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有何借鉴意义?未来,中国与非洲、中亚、南亚等地区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可再生能源开发和产业链协同方面还将释放哪些合作潜力?

  围绕上述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乌兹别克斯坦世界经济与外交大学高等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主任阿博斯·波波霍诺夫(Abbos Bobokhonov)、安哥拉社会科学与国际关系高等学院副院长伊隆卡·德阿西斯-科斯塔(Ilonka Dilvánio de Assis e Costa)以及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南亚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马哈茂德·乌尔·哈桑·汗(Mehmood Ul Hassan Khan)。学者们认为,中国的能源发展策略在保障传统能源安全的同时前瞻性布局可再生能源,不仅在国内实现了安全与转型的平衡,更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绿色转型方案。在全球绿色转型提速的背景下,全球能源合作的内涵正在拓展——从传统基建向清洁技术、产业链协同和本土化能力共建延伸。

  持续推进能源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能源形势,中国持续推进能源高质量发展,在能源生产与消费两端均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中国能源生产稳步增长,规模以上工业煤油气电等主要能源产品产量均创历史新高。能源保供能力持续增强,能源安全基础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清洁能源建设加快推进,水核风光装机规模持续攀升,能源消费结构也在持续优化。

  “中国能源发展模式最鲜明的特征,是在国家顶层设计下实现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的‘双重统筹’。”德阿西斯-科斯塔表示,中国并未在传统能源与新能源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走出了一条兼顾安全与转型的务实路径:一方面保持以煤炭为代表的传统能源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支撑;另一方面持续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和部署,在全球能源转型中发挥引领作用。德阿西斯-科斯塔认为,这种看似并行的“双轨推进”并不矛盾,而是一种主动的战略安排,其背后是强大的国家统筹能力。

  哈桑则从发展模式角度高度评价中国的能源发展实践。“中国的能源发展模式是全面、综合、创新、务实和一体化的,兼具协调性、前瞻性和变革性。”他说,中国正在形成一种“以绿促长”的发展机制,即在以传统能源保障安全的同时,大力发展战略性可再生能源,并以此培育新质生产力。中国能源发展的重点已从单纯扩大规模转向提升技术自主能力、增强系统韧性和推进电力行业结构性变革。这种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型,正在为建设能源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能源安全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如今,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和全球能源市场波动,进一步凸显了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也促使各国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受访学者认为,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这不仅增强了自身韧性,也巩固了中国在全球绿色产业链中的领先优势。

  “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决定了其对能源资源、关键原材料和可靠供应链的持续需求。”波波霍诺夫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之一,中国既高度重视能源安全,也在国内外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使中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提升能源自主保障能力的重要性。

  当前,全球能源格局的变化正在加快能源转型进程,在波波霍诺夫看来,传统能源供应的不确定性持续上升,使各国更加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而这恰恰与中国的产业优势高度契合。“作为绿色技术和相关产品的重要生产国,中国将在这一趋势中持续受益。”他说。

  德阿西斯-科斯塔认为,中国并不采取“非此即彼”的路径,而是通过渐进式积累不断增强自身的战略主动性。中国在太阳能、风能、水电等领域的大规模投资,体现了对能源转型、气候变化和技术竞争趋势的前瞻判断。随着清洁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已不再只是全球重要的能源消费国,还是清洁能源技术和装备的重要生产者,这显著增强了其战略自主性和国际影响力。

  他将这一逻辑概括为“能源对冲”。也就是说,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中国通过构建多元化能源结构来分散风险,同时兼顾当前需求与未来布局,确保无论全球能源体系如何演变,都能够保持其主动地位。

  哈桑认为,中国“以绿促长”的战略正在重塑传统的发展模式。通过推动发展光伏、风电、电池、电动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已将绿色技术培育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在电池储能、绿氢和先进太阳能等技术领域已建立起完整而富有创新性的产业链体系。正因如此,即便面对全球能源市场波动,中国依然能够稳健地推进能源转型。“对电网基础设施、长距离输电和储能技术的大规模投资,是中国最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的经验之一。”哈桑说。

  在哈桑看来,中国正在从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加快转向技术驱动型模式,在保持工业增长的同时,逐步降低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能源强国,这一目标体现了中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新型能源体系的长期战略,也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中国能源发展模式外溢效应明显

  中国能源领域的先进技术、成套装备正加速走出国门。德阿西斯-科斯塔表示,近年来,中国已成为非洲能源基础设施的主要融资方和建设者之一,涵盖水电站、太阳能电站以及输电网等项目,这种合作在非洲能源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从非洲的角度看,这种伙伴关系具有明显优势:获得大规模融资、技术转移,以及加速推进那些原本可能面临资金和技术瓶颈的项目。“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国家,中国的参与显著提升了当地电力装机容量,推动了能源来源的多元化。”

  德阿西斯-科斯塔以安哥拉为例说,卡库洛卡巴萨水电站项目作为中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将为安哥拉新增超过2000兆瓦的发电能力。此外,近期安哥拉与中国企业签署的合作备忘录不仅涵盖发电,还包括技术转移、人才培养以及配电系统的改善。这表明双方合作正在从单纯的融资型模式向技术—制度型模式演进。

  从安哥拉的角度来看,借鉴中国模式既要保持分析上的审慎,也要把握其中的战略机遇。德阿西斯-科斯塔强调:“关键不在于简单复制某一发展模式,而在于识别并吸收那些经过本土化调整后,有助于构建发展型国家的核心要素。”他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是长期战略规划的重要性。中国经验表明,将多年期规划与清晰的国家目标相衔接,有助于资源整合、部门协调并统一发展优先级。二是能源自主的结构性意义。中国通过整合化石能源、水电、核电与可再生能源,形成多元化能源体系,并将其纳入国家安全框架。投资本土能源转化能力与推动能源结构多元化,是实现经济自主与宏观稳定的关键前提。三是国家作为发展协调者的作用。在中国模式中,国家不仅承担监管职能,更通过战略引导、资源配置与基础设施投资推动关键领域发展。此外,德阿西斯-科斯塔还特别强调,能源政策必须与工业化进程形成更紧密的联动关系。

  中亚地区因其战略地位和深厚的资源潜力,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占据特殊地位。截至2026年,2009年底投入运营的“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系统(A、B、C三线)仍是该地区能源基础设施的关键组成部分。波波霍诺夫认为,2023—2026年,中国在中亚能源格局中扮演的角色可以说是“变革性”的。在此期间,中国已从主要的油气进口国转变为一个集关键投资者、技术合作伙伴和绿色能源转型推动者于一身的综合性参与者。

  波波霍诺夫说,中国积极出口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技术,并参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相关项目的实施。“中国生产了全球超过70%的清洁能源设备,这使其成为推动该地区绿色转型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因此,中国的角色不仅限于原材料进口国,“而是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塑造者,通过投资、技术转移和基础设施建设,重新构建中亚能源格局”。

  哈桑表示,巴基斯坦目前已形成煤炭、水电、太阳能、风能与核电并存的多元能源结构,其中,中巴经济走廊能源项目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作为中巴经济走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水电项目已为巴基斯坦国家电网贡献了约340万千瓦容量,其中160万千瓦已投入运营,另有180万千瓦在规划中。关键项目包括采用径流式技术最大限度减少环境影响的卡洛特水电站和苏基克纳里水电站,它们在提供清洁可再生能源的同时,可以助力巴基斯坦实现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结构中的占比提高至60%的目标,并逐步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同时,中巴经济走廊下的可再生能源计划也扩展了巴基斯坦的太阳能和风能布局。过去五年,巴基斯坦太阳能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反映了其能源生产、利用方式、覆盖范围、扩展规模及战略重要性的范式转变。奎德-阿扎姆太阳能园区一期工程于2015年建成投产,为巴基斯坦太阳能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后续扩建项目还在持续推进中。同时,吉姆普尔风电走廊四个风电项目总装机300兆瓦,已稳定向国家电网输送清洁电力。将可再生能源接入国家电网,“这已成为减少巴基斯坦碳足迹和提升气候适应能力的关键举措”。哈桑说。

  全球能源合作的结构性扩展

  在全球能源市场加速重构、绿色转型与供应链调整同步推进的背景下,国际能源合作正呈现出更加多元化与区域联动的特征。波波霍诺夫认为,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在能源及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化,已成为推动地区能源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合作内容涵盖电力系统升级、可再生能源电站建设以及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发展。中国企业参与了旨在建设发电能力和实现区域电力系统数字化的项目,从而提高了各国能源系统的效率和韧性。

  在波波霍诺夫看来,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取得的进展较为显著,两国正在实施大规模的可再生能源项目。这些措施不仅服务于减排目标,还意在增强能源系统在全球能源市场波动条件下的稳定性。中国通过为这些项目提供融资和技术支持,进一步强化了其作为该地区能源转型关键合作伙伴的角色。他特别提到,2026年第一季度,乌兹别克斯坦的“绿色”发电量增长了40%,节约了6.31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中国作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领先者,持续推动技术与设备出口,这既符合自身绿色发展战略,也契合中亚国家对能源安全与可持续增长的需求。波波霍诺夫说,中国技术的可获得性与成本优势,增强了其在中亚地区的市场竞争力。中国与中亚国家在能源安全与发展路径上的认知具有高度一致性,即推动构建传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并存、结构逐步优化的平衡体系。同时,中亚国家也在努力避免对单一外部伙伴形成过度依赖,持续推进投资与技术来源多元化。

  波波霍诺夫认为,基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逐步向绿色能源转型以及国内能源消费增长的需要,中国将更加重视确保可靠的能源供应,在此背景下,从中亚国家进口天然气显得尤为重要。能源安全不仅取决于生产能力,还取决于物流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正因如此,“D线”天然气管道建设对中国和中亚国家都具有战略意义。“该项目的实施,可确保中国在长期内获得可靠、稳定且安全的能源供应。”他表示。

  德阿西斯-科斯塔认为,“中国与安哥拉之间的能源合作不应仅被理解为技术层面的机遇,更应被视为安哥拉在国际体系中进行战略定位的重要载体”。他说,安哥拉的能源合作基础相当可观:现有装机容量约6200—6400兆瓦,且能源结构已转向以水电为主的可再生能源。“这一点不容小觑——它使安哥拉在非洲占据了独特位置,使其能够从‘能源短缺型’模式转向‘能源平台型’模式。”

  德阿西斯-科斯塔表示,中国在太阳能、风能和储能领域拥有大规模的技术、资金和工业能力,而安哥拉则具备巨大的、尚未充分开发的潜力——无论是在自然资源,还是在电网扩展和农村电气化等方面。这些因素的汇聚,能够将安哥拉国内需求转化为具有基础性意义的投资机遇。正因如此,安哥拉政府本身也在不断呼吁中方加大能源领域的投资。他特别指出,安哥拉不仅是能源技术的消费国,同时也是锂、钴等重要原材料的潜在供应国。“在全球向清洁能源转型的背景下,这些矿产资源是电池和储能系统的核心材料。因此,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可以升级为从开采到加工的全产业链整合模式。”

  哈桑表示,中巴经济走廊的核心聚焦于能源与交通网络,在巴基斯坦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了变革性作用,“本质上将加强能源互联互通,确保经济长期增长所必需的供应端稳定与需求端扩张”。巴基斯坦应着力将更多可再生能源项目纳入中巴经济走廊第二阶段合作,并通过向绿色水电、太阳能、风能、锂电池生产及电动汽车等重点领域转型,进一步推动能源结构多元化。“在此过程中,中国将发挥重要作用。”哈桑说。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杨雪 陈密容

【编辑:王俊美(报纸) 张赛(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