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将新闻学列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11个学科之一，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指明了战略方向。作为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重要基石，同时也是洞察社会变迁、塑造公共价值的支撑性学科，中国新闻传播学历经十年发展，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各方面都取得长足进展。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自主知识体系，是一场从实践到理论、从历史到当代、从中国到世界的系统性重构。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闻传播学仍然需要反思和处理以下五组关系。

　　一、国家战略与学术方向的关系

　　任何有担当的学术研究都需要回应国家战略，而不能囿于书斋。新闻传播学与国家战略、意识形态、政策宣讲、舆论引导等息息相关，现实政策导向直接投射到学术研究领域，使得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天然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与实践品格。这种学科特性，既构成了其安身立命的根基，也形成了不容回避的问题：研究侧重短平快、议题选择功利化。

　　浏览近年来学术期刊与立项课题，不难发现研究热点与政策热度高度重叠，政策调整之时，便是学术转向之日。这种研究模式固然回应了现实需求，但也导致研究缺乏连续深耕和深厚积累。学术研究如果只是对政策文本或对官方话语的转述，那么它本质上既不能为政策提供理论支撑，也不能为实践提供知识增量。真正有价值的自主知识体系，应当能够从学术逻辑出发，为国家重大战略提供基于理论深度、现实实践和历史经验的认知框架和决策参考。

　　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问题意识需要与国家的重大理论问题、重大现实问题、重大历史问题形成内在对接。以国际传播加强区域国别研究为例，研究聚焦于“如何提升媒体传播力影响力”“如何应对西方话语霸权”等操作性议题是相当必要的，但如果国际传播研究只停留于传播技巧层面，就难以触及“全球信息流动的结构性不平等”“文明体系的深层差异”等根本性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恰恰需要学界长期进行区域国别和全球比较研究的学术耐力。这样的研究沉淀，可能短期内无法回应某一项具体政策，却能为国家战略布局提供丰厚、扎实的长期知识储备。

　　二、经验描述与理论创新的关系

　　目前，新闻传播学界对于学术研究存在这样一种认识：实证代表了学术的科学性，数据代表了论证的客观性，方法训练代表了学术的规范性。这种对于学术的理解过于狭窄：一方面，学术研究的根本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另一方面，也不能止步于描述现象、经验积累，或是停留在验证既有西方理论在中国本土适用性的层面上。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既要深入推进学术的经验研究，又必须上升到理论化的系统思考层面。研究者不应满足于回答“是什么”和“怎么样”，而需要继续追问“为什么”和“还可能怎样”。这意味着研究者要从个案中提炼出具有跨情境效度的概念和机制，将中国新闻传播置于跨国别、跨领域、跨时段的比较视野之中，将经验碎片凝练为理论洞见，以理论自觉推进学科整体发展。

　　三、现实关怀与历史意识的关系

　　新闻传播学研究存在着一种“现实中心主义”倾向。这一倾向有其合理性，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对象日新月异，关注新现象、新问题、新趋势是学科的内在要求。然而，过于“新闻化”的学术取向，使得一些研究缺乏历史的纵深感和现实的解释力。任何有深度的现实研究，都应当内在地包含一个历史的维度，否则研究者难以识别当前现象中哪些变化是趋势性的、结构性的，哪些只是短暂的波动或表面的更新。缺乏历史参照系，当前的所谓重大发现，可能在媒介史中早已以不同形态出现过。

　　强调避免“现实中心主义”不是主张回到故纸堆中去，这种“历史化”是在历史深处重新审视我们所处的时代。实际上，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在做不同的路径尝试：在长时段中进行媒介史研究，揭示传播形态变迁的深层规律；将某个当代概念作为历史产物加以考察，追问其产生的语境、发生的嬗变。这一思路对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尤为重要，西方新闻传播学的许多概念和理论，如“公共领域”“客观性”“专业主义”等，都是对其自身社会条件下特定问题的回应。将这些概念移植到中国语境，如果不经过历史的、文化的辨析和转化，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南辕北辙。只有对中西方的新闻传播实践和深层知识脉络进行全面考察，“历史化”地理解当下，才能生发出植根于中国现实经验的理论创新。

　　四、知识传统与学科视野的关系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涉及学科视野的“内”与“外”。新闻传播学自诞生以来就有其独特的知识传统——提倡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对话与合作。无论是人文学科的文本分析、话语批判，还是社会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组织社会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计算机科学、认知心理学，新闻传播学都以海纳百川的姿态将其吸纳到学科领域中来。新闻传播学既有人文学科对意义、价值、文化的追问，也有社会科学对关系、结构、机制的探索，还有自然科学对形态、效果、规律的发现。

　　不过，这一跨学科交叉的优势，在实际的知识生产中时常会处于“各说各话”的状态：人文取向的研究偏重批判与理解，社会科学取向的研究偏重解释与预测，自然科学取向的研究偏重描述与应用，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并非易事。许多新闻传播学的议题既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文本问题，而是技术、心理、政治、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问题。对此，任何单一学科的知识储备和方法工具都捉襟见肘。这要求新闻传播学者在保持学科核心关切的同时，在跨学科对话中重新定义本学科。虽然新闻传播学跨学科的属性常常导致其产生“身份焦虑”，但是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不是学科边界的消解，而是学科活力的来源。新闻传播学百年发展史上的每一次重要突破，几乎都发生在与其他学科的碰撞之中。

　　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在跨学科的对话中激活学术想象。特别是数智时代的传播现象具有高度的复合性和复杂性，远非任何一个学科可以独立把握。新闻传播学在保有吸纳其他学科知识资源的开放性的同时，也需要以本学科的独特视角反哺其他学科，在学科交叉的地带产生具有创新性的知识贡献。

　　五、主体自觉与学术环境的关系

　　任何时代，学科的使命都是进行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这一使命的承担者，不是抽象的学科，而是每一个具体的研究者。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最终需要学者在个人学术追求、学科发展逻辑与国家战略要求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

　　第一，学者需要有从“个人学术追求逻辑”“学科发展逻辑”转向“服务国家战略的时代要求”的自觉。这种转向是以学术的方式回应时代重大问题，对学者而言，判断一个研究选题，固然要考察其“是否处于学科前沿”，更应探寻其“是否触及理解中国实践的元问题”。学者既需要探索前沿，也需要建设根基；既需要回应政策的热点问题，也需要深耕那些短期看不到效益、但长期关涉国家发展的基础性研究。

　　第二，学者需要具备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公共知识、政策参考、国际话语的能力。新闻传播学界需要增强学术成果的“溢出意识”：研究的最终价值不是在学术圈内自娱自乐，而在于它能够为更广泛的中国社会实践提供智识支持。这种转化本身就是一种学术能力，它要求学者能够用清晰、晓畅、有说服力的语言，将专业研究发现传播给非专业的大众；要求学者能够将具体的经验发现与更宏观的社会问题相连接；要求学者在国际交流中，能够使用具有通约性的话语，传递独特的中国经验与中国视角。

　　第三，学术大家、精品力作需要适当的制度环境与文化土壤培育。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不断推进评价体系改革，例如对基础理论研究和对策应用研究采取分类评价、延长考核周期、大力支持冷门绝学等。同时，也需要学者保持学术定力与眼光，在发表数量与研究质量之间有所取舍，在追逐热点与探究真问题之间做出审慎选择。

　　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需要在学术关怀上，实现微观分析与宏大关怀的有机联结，使具体研究紧扣重大历史、理论与现实问题；在学术视野上，促进中国实践、历史经验与世界视野的深度对话，避免闭门造车与盲目移植的陷阱；在问题意识上，完成从“为西方理论在中国找答案”到“以中国经验提炼真问题”的转向，使中国本土成为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发源地；在研究范式上，达成经验研究与理论创新的有机结合，既扎实推进实证研究，又不断上升到系统思考的层面；在学术心态上，既怀抱回应时代重大关切的学术志向，又具备深耕基础研究的学术耐心。唯有扎根中国经验的沃土、回应时代提出的叩问、开拓面向未来的新局，于沉潜的学术耕耘中不懈求索，我们方能建构起具有主体性、原创性和国际对话能力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新闻学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