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这一重要命题确立了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逻辑起点。“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这一论断不仅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更为各学科的转型探索指明了方向。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将这一任务聚焦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标志着学术研究从宏观布局进入深层知识系统构建的阶段。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节点，我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履行新时代文化使命、建设文化强国的核心举措，更是推动理论创新和学术创造的必由之路。在此背景下，新闻传播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更加具有紧迫性。当代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汇聚了全球传播变革中最复杂、最活跃的场域，我们需要将研究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作为学科的责任使命，作为加快构建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路径，在深入研究这些重大问题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引介期，尽管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通过调研与批判积累了丰富的本土探索，但理论产出仍表现出明显的客体依赖性，核心概念多停留于传统的西方框架或跨学科的横向移植，导致学科主体性面临被稀释或驯化的危机。新闻传播学在国家战略中一直处于关键位置，但当前学科发展面临共识缺失、产业发展波动、教学缺乏稳定理论支撑等现实困境。我们需要意识到，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绝非闭门造车，而是在开放与吸纳全球智慧的同时，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核心实践的系统化提炼，实现从经验积累向原创性理论的质性跨越。这要求研究者在坚定的学术自信下，以自我清晰化为前提，在与世界的差异化对话中找准主体方位。在新闻与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过程中，过程性构建与突变性构建是需要思考的两个维度。

　　过程性构建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从新闻与传播学来看，这种发展所经历的是双线渐变的过程。一条线索是以西方的理论为框架、以西方的发展模式为坐标研究中国的新闻传播现象，一条线索是不断总结研究中国的实践经验，试图探讨中国发展模式的规律与特点。这两条线索始终是共存并进的。当然，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的各类理论被迅速引进，而当时海外的新闻传播实践与产业较为发达，在西方式现代化视野下，中国的新闻与传播领域更多看到的是发展中的差距，而在学术领域则陷入借用西方知识体系来认识自我、解释自我的困境，研究范式依赖西方方法，虽然有学术研究的历史客观性，但侵蚀了学术话语的独立性，尤其是逐渐暴露出主体性缺失的深层问题。

　　然而，自主性的确立绝非封闭保守的“闭门造车”，亦非脱离人类文明积淀的凭空创造。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必须遵循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在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和平等对话中，从发现差距到发现差异，逐渐生发出对自身主体性的深刻认识，这既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也是学术研究不断提炼与发现自我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深化，依赖在动态的全球知识网络中通过比较、批判与吸收实现理论升华。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理论愈发成熟，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深厚而坚实的基础。在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新闻与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加强对中国新闻与传播实践发展历程的深入研究总结，通过对中国新闻传播发展过程中的复杂现象的持续观察与深度分析，将经验逐步提炼为具有标识性的学术概念，并最终形成系统化的原创理论；同时，主动嵌入全球学术议题，在融通中外的双向对话中总结规律，将基于中国实践、凝结中国智慧的理论成果系统化与国际化。这种从局部探索到整体构建、从经验积累到理论突破、从阶段思考到历史结晶、从中国模式到全球视野的升华，成为构建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纵深与内在动力。

　　突变性构建

　　数字技术的发展虽然有其历史的延续性，但历史进程中的突变性因素在21世纪的人类发展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促使人类的传播活动进入破坏式创新与替代式发展的全新阶段。

　　数字化进程引发的技术革命正推动新闻传播学进入范式转换的突变期，传统理论的解释框架面临整体性失灵。当技术变革达到质变的新节点，全球学术界普遍面临既有理论储备不足、数字化传播理论尚未成型的共同挑战。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科对数字传播等问题的研究，需要在借鉴其他国家研究成果的同时保持高度清醒。实际上，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新兴数字形态传播的研究并不充分，中国学术界与其他国家的学术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既然都没有成熟系统的相关理论，那么，面对突变性的发展，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科应该更加主动积极地推动关于数字化发展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研究，在技术创新与本土实践的驱动下，以涌现出的新模式与新经验为基础，发展能解释数字发展规律、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与强国建设的原创性数字传播理论。

　　因此，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并非仅是对既有知识的修补完善或对历史过程形成的实践经验的系统提炼表达，而是在技术逻辑发生根本改变时的系统性开拓。中国领先的数字化实践为这种突变式的理论跨越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与储备。中国的数字化发展经历了从数字传播方式、数字生活方式到数字生产方式的三个演进阶段，在数字基础设施与产业化应用方面已位居全球前列。新闻与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应将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提炼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通用性理论，通过深入研究技术规律与社会肌理的互动，构建能够引领全球的数字化新闻传播理论体系，这既是学科发展的内在使命，也是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求。

　　在突变式构建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理论自觉，深刻明晰适应人类数字传播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原创性并非盲目追求与众不同，也非对概念的重新界定，而是要求研究者具备强大的辨别能力，在把握技术发展内在规律的基础上，通过理论研究将实践经验与洞察升华为高度集成、能独立解释发展变化的整体框架。同时，在与数字传播实践发展的对话中，不断完善与丰富理论体系。

　　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科之所以坚定推进数字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核心在于中国的数字化发展道路与实践经验具有前沿性与独特性，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也在持续的发展进程中，逐步具备了将这些实践经验升华为系统理论的成熟条件。同时，中国新闻与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与西方的积累并非孤立割裂的，而是存在关联，在自身实践积累的基础上，顺应数字技术发展的趋势，把握知识体系的发展规律，逐步探索构建一套面向未来、系统完整的数字传播整体理论，这是中国新闻与传播学进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历史责任。这种构建路径要求我们在人类知识体系较少涉及的区域持续创新，以高质量的数字传播原创理论成果强化在全球数字传播研究领域的话语权与引导权，促进人类数字文明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的发展。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