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知识观念与文献的生成·殷商西周卷》

林甸甸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5月版

　　《早期中国知识观念与文献的生成·殷商西周卷》对此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作出了正面回应，它是“早期中国知识观念与文献的生成”丛书四册中的首册。全书并未将先秦文本纳入惯常的文学史叙述，而是穿透问题本身，导出一个根本性的发问：我们今天谈论的文学，是否拟合上古“文”的语境？抑或应回到文本与制度共生的历史现实，重新观察何为“语言实践”，何为“表达的形成”？由是，书中所谓文学不再是一个先验的评价范畴，而是一种逐步形成，并内嵌于职事制度、知识结构与话语技术中的产物。

　　语言、权力与历史的交汇之处

　　承续过常宝教授的治学路径，该书作者进一步拓展深化了从制度分析、话语方式到文体生产的研究框架。其眼中的文献并非静态对象，而是职官系统、礼仪结构与语言策略交互作用下的产物。此观点贯穿全书，是串联甲骨文、铭文、《书》《诗》《易》等文献的逻辑轴心。与其挖掘卜辞、铭文等文本的文学性，不如直面其话语方式的“粗粝”“单一”“重复”，在这些看似无趣的制度残片中，寻求一种“表达秩序的形成逻辑”。作者拒绝“作品”概念带来的审美幻觉，转而投身语言、权力与历史的交汇之处，去观察一个文本何以生成、何以被归类、何以被遗忘，又何以可能被重新命名为“文学”。

　　从甲骨命辞的“以陈述求检验”，到铭文中称功修辞的凸显；从《书》的“命”“诰”系统，到《诗》中祝告话语的转译与吸纳——每一组结构的形成，都预示着一种表达的偏移，亦即文学在尚未意识到自身存在之前的预演。书中各章通过爬梳细读材料，将西周的铭文、“书”类文本、《诗》中的祝辞及《易》之象辞，依照不同的职事话语方式作深细剖析，展现出从巫政到政教、从仪式到典章、从宗庙到史官的内在结构潜变。通过这种历史阐述，我们看到，在“前文学时代”仍然存在强烈的表达动机与明确的形式谱系，尽管未必符合当下所定义的“文学性”，但这正是上古“文”的主要面貌。

　　从功能性工具演化为表达性形式

　　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以话语方式取代传统的文体分类，认为先秦文献中语言使用的基本单位并非文体，而是话语，即源自特定职事背景、嵌套在制度场景中的言说方式。这种方法既突破了当今以文类为框架的研究局限，也使得文学研究得以深入至语言被如何组织的深层机制。这在第五章对《书》的分析中展现得尤为充分，此章表明，《尚书》不应被视为统一体式的经典，而应被解构为“命”“诰”“训”等多种职事话语的集合体。这些话语单元不仅语言风格各异，更各自承载着特定的制度功能与政治用途。

　　这种分析视角更延伸至跨文类的互文性研究中。全书最具创见的部分，是对“异位同构”话语方式的追踪。相较于传统文学研究在“书”“铭”“诗”之间划定边界，作者更关心同一种话语结构在不同文本中的重现与变形。例如“祝告”话语，既出现在甲骨卜辞，也见于《诗》《书》乃至铭文中，形式迥异而结构趋同。“命”可以在铭文中赋爵，也可以在《书》中施令；“祝”既可以是祷告，也可以是盟誓，甚至是诅咒。作者分析它们为何在此处出现、为何以此种结构排列、为何必须如此重复。于是我们得以看见，一个话语单元如何穿越文本类型的限制，带着制度记忆在语言中反复浮现。这些话语单元的稳定性来自制度需求，而变异性则由职事关系变化所触发。这个过程清晰揭示了语言单位如何从功能性工具演化为表达性形式，而这正是文学发生的结构前提。

　　文学裂解于制度的罅隙

　　作者试图回避文学研究中惯常的“天才—作品”神话，将文学理解为历史性结果；不再以所谓的文学性为中心，而回归到对文学在古代中国如何发生之追问。这种去浪漫化的历史分析，不仅为上古文学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研究方法，亦由前而后，对中古、近世时段的文学研究，尤其是目前的文章和文体研究，乃至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叙述结构提出了挑战。倘若文学最早就缓慢发生于职事制度和权力话语的裂隙之中，那么文章研究关注的便不仅是当下聚焦的文体功能、应用场景、文法辞章等围绕文学书写的部分，其研究对象当然也不应以偏狭的“文学性”为标尺而画地为牢。倘若同一种职事话语在不同文本中存在异位同构的复现，那么文体研究所观照的对象便不应仅限于某一类文体，而是可以突破文体的表面形态，转向多种文体背后相同的职事制度与话语实践。循此路径，历史上某种旧文体何以消歇，新文体何以发兴，为何出现破体，以及文体之间因何出现互渗联袂等问题亦能从根源上得到解答。

　　文学作为历史性产物，天然地随时代变迁与社会制度、思想、学术等相融合，“科举与文学”“家族与文学”等此类“文学的文化研究”之兴盛，实则暗含当下讨论的文学已离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愈发遥远。或许正因如此，全书在丰富殷商西周文献解释路径的同时，更提示我们如何重新审视文学概念的形成机制与历史张力。正如作者认为的，即使在佳作迭出、群星闪耀的文学史的高光时刻，以更大基数存在着的恐怕仍是平庸的作品，乃至非文学的文本……（它们）是最终构成“文学”这种“特殊性”的基石。作者并未试图将所有上古文献纳入文学史，而是一遍遍处理那些结构冗长、信息破碎、逻辑混乱的卜辞与祝文，重新赋予它们被阅读的权利，进而让我们直面这些文本，正视这些话语的结构复杂性、制度嵌套性与历史延续性。

　　这样的工作，需要高度的敏锐性和极强的耐心。它不提供快意的答案，而是重返更加扎实的研究起点：文学，并不天然就是语言的自由之地，它恰恰可能裂解于制度的罅隙。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文学的边界或许从未被清晰界定，而是始终处于流动而开放的状态之中。

　　如上所述，作者提供的分析模型、方法路径与材料处理方式，或可为多个研究领域提供迁移与转化的视角。特别是对后面的中古和近世文学研究，如何引入“制度—话语—文献”的视野，仍需更多实践的磨合，这正是值得继续追问与探求的方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